清末历史是中国社会大病之躯。大病之躯最能检测出病源的轻重深浅及病根所在。求强的洋务，清廷的顽政，维新变革，革命夺权，西方思想文明的输入，这种纷繁杂陈既有统一、依存的关联性，又有对立、排斥的不容性。关联性在于中国社会的一体性，求强免遭列强欺凌，是这个国家的民族大义；不容性在于社会个体对强和权的不同看法。

在这样一个时代，形成了三方势力：传统的满清皇权；倡导君主立宪的康梁改良派；主张驱除鞑虏的革命派。

清廷可以说代表了传统的中国封建皇朝。尽管它的政权是异族暴力推翻前朝夺来的，但它的强权和不得不对汉民族社会的融入，已在历代众多的士大夫中得到了承认，它也以传统历史的继承者自居了。但是，历史实际上不以强权说话，历史只以强势说话，它半个世纪的挨打史，已使它在国内颜面尽失、权威不再。有清一朝的民间反抗，由少变多，由小成大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然而，统治的惯性使得它看不到执政机体的衰弱。它的宗旨是政权维护既得利益；它所惧怕的是，对它的反抗与打击威胁到它的政权。这在无论是内部的民间抗争还是西方列强的权利入侵中，都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清末半个世纪的求强目的，只为巩固它的政权，而这种政权的衰弱化，只决定了它求强失败命运的不可避免性。此谓无的乱放矢；皮不存，毛焉附。

20世纪初的改良派思想是在此前的求强、洋务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前事为后事之母。半个世纪轰轰烈烈的洋务，最终落得甲午大败，割地、赔款，财产生命的大毁灭；八国联军的入侵，全体国民人均赔款一两银子的国民性侮辱。可以想象，抢天呼地是那个时代无论涉及个人利益与否的士大夫、觉醒的国民共同的悲怆之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从器的洋务，转到文化、教育及归根的制度的洋务。这实在是一种时代病源的本能反应吧。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等改良派企图借光绪的皇权，实施一系列涉及体制、行政、利权分配上的大改革。但是，中国社会，刮骨疗毒的关羽式人物少、违疾忌医却是男女妇幼通吃的群体毛病吧。变法失败了。但这种剧烈的改革，能说不是一种病体上刻骨铭心的痛苦呻吟呢？在清廷顽政慈禧的铁拳下，光绪帝成了囚犯，改革者死的死了，活的流亡海外，继续扯着“君主立宪”的保皇大旗。

无疑，革命派的观念形成于清廷统治的病理肌体中。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只能嘴上说说，顺者昌逆者亡才是统治者的本质。统治的衰弱不表现在权上，而表现在为政上。权和为政的兴潜表现出能量守恒。为政优良时，权无形了；为政差的时候，权愈显出它的面目，这便是：错的也是对的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作为传统的中国人，深深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社会。尽管强国是国人的共同目标，但在这国之上，还压着一个权字，没有权，哪来国，这是每一个传统中国人的共识。康梁改良派也不会不懂。也就是说，孙中山求改良中国社会必先求驱除鞑虏开始，这是他的指导思想。

清末民初三十年动荡纷乱的历史，只继续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中国传统历史。这是真理？这是无“枪”者的悲哀？这里姑且不论，只试图比较一下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异同。

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国家求强目标上是一致的，因而有初期的合作。史料说，兴中会成员陈少白曾在上海往访进京会试的康有为、梁启超。“陈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冯自由《革命逸史》）。合作有两次。1896年，革命党人杨衢云、谢缵泰，会晤改良派康广仁、何易一，“谢痛言两党联合救国之必要，广仁极首肯”，谢与康有为会谈，却“不得要领”（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流亡海外，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欧矩甲、韩文举等十三人，曾“倾心革命”，联名致书康有为，要求联合组党，“改造共和政体，挽救危局”，但由于康有为的反对，“格于师命而止”（冯自由《革命逸史》），没有合作，分道扬镳，并产生了清末民初影响深远的大论战。显然，康有为会谈“不得要领”，关键在一“领”字上，即对政权的看法上。

康、孙的异同在于，康早期借光绪帝名义变法，后期“保皇”以改良社会，学习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孙则主张推翻腐败皇朝，夺取权力以实行“天下为公”，学习美国华盛顿式的民主共和制。他们共同主张引进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发展思想的道路。

康有康的道理，他求的是为政，而非为权。从这个角度上说，后来胡适的“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就是这种思想。康有为深受中国传统的“贤人政治”思想影响，以他的视角，强权统治无法改变，等级制度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人的智能决定了其在社会中的差异。“君主”不能没有，只求立宪以构筑为政框架。这从他后来的生活方式中也可以得到反证。他把“君主立宪”主张募集来的钱款，不少用在了个人及家庭的开支上，流亡期间仍过着上等“贤人”的生活，甚至把倾慕他的几个女人招为妻妾。这成了他后来舆论上的诟病之处。但这和他的追求“大同”的理想主张并不矛盾。现在大多学者也承认：改良派的言论更像是一种理论指导（陈旭麓语）；孙也有孙的道理。没有政权，何来为政。清廷为权上的衰弱、失策和无能，为当时革命的成功赢得了社会基础。孙先生受美国民主思想影响的良好愿望，使他拱手把政权奉于袁世凯。然而，对“党派政治”真谛的不理解，导致了袁世凯向传统集权的倒退，导致了革命党的分裂。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也走上了强令跟随者“宣誓”、“按指印”的中国强权的道路，他的民主主张任重而道远。

      清末历史证明，政见不同者都应该是爱国者，对政见不同者的不容性源于封建皇朝专制，而西方党派政治的先进性在于承认政敌为爱国者。这或可以说是一个国家能否发展的基点。

史料说明，中国传统对康有为和孙中山都有影响。康更多于传统贤人政治方式的传承；孙更多于能者上无能者下的反抗意识的传承。在国际背景的影响下，辛亥革命多于革命以建立民主政府的主张；改良主义多于民主、平等、自由的启蒙思想，这在史料中是比比皆是的。这里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处。他们都是清末治病的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