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福州船政局从1866年创办至1907年停办（1884年中法马尾海战曾遭毁灭性打击），先后四次雇请法国技术人员。第一次是初创时，由日意格、德克碑雇募洋员51名；第二次是1875年，为改制铁甲船雇请法2名、英3名技员；第三次是1897年，为“整顿”船政，雇请15名法国人；第四次是1903年，雇请法人14名。

半个世纪的洋务，清廷派员出国学习者不可谓不多。然这些“海归”呢？史料说：李鸿章“未敢信其能当一面”。这是管理信任上的“宁与外贼，不与家奴”？或说“防内甚于防盗”的变相思维？而同期派员去欧洲学习技术的日本，则逐年用本国技术员取代外国技术员，因而获得了技术上的自主。现在很多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把中国海归和日本海归的作用作了比较，叹息中国海归只成了权臣的工具，而日本海归大都在由弱求强的变革中起到了推进作用。把海归者仅当作工具的为政理念，实反映了为政者为政的心虚。信任外人、使用外人，只涉及多耗雇佣费而已；信任部下、使用部下则涉及权力，官架，进而危及权威统治问题。假如有人说这是为政者的聪明，那么笔者则嘲笑其愚蠢至鱼木脑袋。道理不辩自明。

对为政者来说，权力是什么？是内部人员对权威者的尊重与内部相互的和谐吧。这才是一个良性的团体。这是除了劣质官以外的“明君”所追求的。否则，权和利只是迷眼的膏药，“神马都是浮云”。这也反证了清廷是一个恶性的团体；对海归者来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胳膊往里弯”是各民族天性，越是信任，越会赢得忠心，这才是民族之义，这种“义”，非官位和利益可同日而语。但劣质为政者在义和利上自相矛盾的认识水平及自身缺乏民族大义，只会涣散了一个团体，即涣散了整个官僚体系。海归者成了隐影人。只在后来甲午战败后的民主求强舆论中现身，著名者如严复；对外国人来说，内部的不信任，正是他们“涉内”的台级。“非我族类”思想，洋人会没有？他们在传授技术中，既获得丰厚的个人报酬（例如第一次51名洋人的工资比全厂二千多工人、办事员绅的总薪水高四倍多），又在面上获得清政府的好感，这种“为人之师”何乐不为？而且，清末半个世纪师傅揍徒弟，并揍得很惨的事实说明，洋人传授技术是有限的。仰人鼻息，这种责任，能仅怪洋师傅乎？

在清末具有民主意识的外国殖民者看来，这三者关系，主奴外加洋人，一定是奇特而妙不可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