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是一个层面上的“礼仪之邦”、“重义轻利”的文化传承国家。但这种层面的东西，被历史上的强权掠夺、朝代更替，事实上已驳得体无完肤了。尤其是在西方文明冲击“华夏文明”的清末，中国很多开明的士大夫，看到了人类文明的另一个侧面：人类趋利性的真实人性一面，而且这种真实的趋利性受到了西方制度的保障。

其实，人类的趋利性是一种动物天性。中国自古至清末的祖先们不会不具有这种品性，不过是历代的统治者如唐僧般会念紧箍咒而已。但清末西方的跨海而来，先进的物质文明为当时的士大夫找到了一个振振有辞的借口，驳斥虚伪、揭示真实便应时而生：虚假阻碍了社会的进步，真实使得西方世界经过中世纪的变革而超越了“华夏文明”。

《上海通史》援引清末1907年第四期《东方杂志》中一文《论中国儒学之误点》，其中说：“吾国自孟子首斥言利，江都董氏继之。义利既分，儒者之视功利如蛇蝎之不可触手，持不衷之说以生心害政，流毒于社会者遂数千年。由学术而酿成风俗，由风俗而积为政教。”

清末文人驳斥了传承“数千年”的“义利观”，即驳斥了“视功利如蛇蝎”的儒学观。想想也是好笑，当历史上的儒者看到权贵们“如蛇蝎”般贪利时，含沙射影、指着和尚骂贼秃，大骂一切贪利者时，权贵们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让儒学为我所用，竭力鼓励儒者骂利、贬利，吓得无权者缩手，使得权贵们大捞其利。权贵们便重分利益，谁骂得真切，谁把“利”之害分析得丝丝入扣，权贵们便对其有重奖。于是，儒便成了工具，儒便成了道貌岸然的素王，成了一种“不衷之说”，成了一种“生心害政”的“政教”，“流毒于社会者遂数千年”。

从儒学在历史上的兴衰，似乎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当一个朝代强权崩溃之时，儒学也随之衰落；当一个朝代构筑完成，儒学便再一次兴盛，它似乎具有生命力。其实，这个生命力不来自儒学，而来自皇权。两者互利互惠完成了一个井底之蛙的夜郎国的构筑。这种观点，这种文章，《上海通史》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市民心态”一章中说：“翻开那时的报刊杂志，这类文字可谓比比皆是。”

以清末的洋务为例。洋务始于船政，据史料《海防档》有言：“向来官场习气，以浮冒糖塞为能，船政之兴，尤视为利薮。”把一种企业的设立，视为利源，逐利之犬羊，骂的仅仅是西夷人？对口口声声“重义轻利”的士大夫们，不啻是绝妙的讽刺！假如把西方社会比作名利场，因为他们开宗明义是一个“利益至上”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又何不是一个追名逐利的百态社会呢？那些继承所谓孔孟衣钵的千年士大夫们，该如何地汗颜无地呢！

洋务者在追求洋务自强的路上，受到了中国传统观念的阻力，这以大学士倭仁为代表：“立国之本，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朝廷命官比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同样，洋务的过程中，洋务者把官办船政作为营私之源，这也应该是中国传统的为官之道。两种传统观在“义”和“利”上本质地相交了。一些重“义”轻“利”儒者愤愤地说：船政“名为远谋，实为虚耗”（《筹办夷务始末》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语）。一个所谓提倡“重义轻利”的国家，偏偏就是重利轻义的为官本性，难道这是千年不解之谜么？

真实是人类的本质。清末西方扑面而来的真实的文明，使那个时代的人们看到了虚假之害和弱小。其实，真实并不可怕，人类对文明的追求便是规范这种人性中的真实。也许，只有像现实中的有些胆小怕事者，才会生出许多莫名的理由，限制自己的行动。

真实不可怕，任何朝代的种种弊端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一种学术只成了敲门砖，进门变无用。清末的诸多文人看到了这种学术的不致用性，从理论层面到实际操作经历了一个向社会真实人性下滑衔接的过程。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魏源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再一次兴起，到20世纪初西方理论、观念的全面翻译输入。但是，遗憾地说，当一种学术“酿成风俗”的时候，就成了任何个人无法挽回的势力了。何况中国传统学术中有很多人类应该追求的“真善美”的提倡。提倡虽不现实，但总比不提倡好吧，这是“成风俗”的思维。一个不真的民族，是注定没有前途的民族。清末的睁眼者虽期望和平，也只能在这种无法挽回的势力里挤搡着走向这个朝代的灭亡。

    二鸦签订条约以后，候选知府徐承祖奏：“幸目下各国与我尚俱和好，值伊等自相猜忌之时，正天假我以自强之候。”这种使其猜忌而“以夷制夷”是当时所谓的对外国策。“伊等自相猜忌”，在当时的洋人之中，肯定会有这种表象。但中国的传统人文观，只擅长从“心机”的劣根性上去判断别人的行为，却忽视了人的另一种劣根性：趋利性。在利益一致的情况下，猜忌只是暂时和表象，利益才是永恒和实质。中国传统人文观过分夸大“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漠视了实质性的利益观，误了这朝官员。常言道：一师差误人子弟；中国传统夸大的“重义轻利”说教，误了多少朝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