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正史史料中，只见有总理衙门李鸿章与日本的谈判和对日政策的失误，而在地方志中才会记载有那个时代地方士绅的真知灼见。时代具有相似性，统治者的智能，确实代表不了一个民族的智能。

   对邻国日本的了解，并不是当代人想象的、在正史上看到的那样一无所知。譬如1872年6月25日的《申报》，就刊登了11则有关日本的消息。

   1874年11月13日《申报》刊登了一篇《论日本改朔易服》的评论，对日本改革颇具微词，但突出了明治维新的两个特点：效法西方，改革旧制。

   1872年10月11日《申报》一文写道：

   “今东国新君一变旧俗，极力振作，将改弦而更张之，尽心民事，力挽颓风。慕西国之善政，事事仿而行之。不鄙斯民以愚贱，不悖至尊之圣神，即在宰执侍从各臣上无不仰体主心，翼以共臻致治。今之使臣遍历欧洲各国者，盖欲与各国广其来往之道，定其交际之礼，并欲考校其一切举动，师法其一切制造，其于西国不啻五体投地而欲效四国是皇也。”

   这篇论说，称赞并不解于一文。

   1881年3月16日《申报》另一文：

   “向者蕞尔一国不敢与四邻通，一旦易辙改辕，居然有以自强而不畏之强，且将有以制人之言，不但有以制一强，而并不难力制两强，嘻，何兴之速也！”

   此文则是震惊而钦佩了。

   比较之后，《申报》上有人撰文说：“国人虽知明知西学之利而不肯稍改旧制耳，然东邻日形进益，中国反日形瘠弱，其可乎？”“呜呼，世人历来之习尚以泥古薄今为务，不知拘于古法永无长进之理。”

   可以说，民间的视角在一个国家的共同利益，看到邻国日本的力图进取，对自身利益的忧虑而成了本能反应和不安；而皇家的视角在治权，对邻国的进步有点隔靴式的不痛不痒。假如说士大夫的强民愿望有着民族性的共同利益观，那么，皇家绝对在“强民”上是缺根筋的。“民强”是历代统治者最惧怕的一个字眼，士大夫的呼声，在皇权的口中，只会变成“荒唐之至”。不同的视角，会得出云泥般的结论，只会让有远见的士大夫徒唤奈何，跟着短见而只见私权私利的皇家一抹黑走到底了。

   回顾日本从模仿中国，到超越、战胜中国这段清末历史，也许皇家自有皇家的道理。甲午战败，尽管国家利益受损了，民不聊生了，皇家国内的统治权削弱了么？更其甚者，女主慈禧向八国宣战，尽管国内几沦为殖民地，但皇权却摇摇而未垂。只是，历史漠视了这种私权式的统治，爱新觉罗氏隐姓埋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