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五口通商，用形象的笔触来说，是西方“日不落”英帝国在大清这顶帆布帐篷上戳了五个窟窿。在这顶帐篷内，弱肉强食，贪官污吏，强权专制肆行其间，却以道貌岸然的宗法道德撑起了这顶帐篷。

   西方社会利益至上的“法制文明”好像看到了这顶帐篷内的真正实质，他们用似乎先进的铁皮帐篷——“法制文明”，来抗衡大清的帆布帐篷。

   铁皮帐篷里走出来的，却并非铁板一块。在文明的掩盖下，只是野兽般的唯利是图者。

   《上海通史.第五卷.晚清社会》这么说：“事实上，开埠初期来沪的外国人中，绝大部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是非常少见的”，“他们聚居于靠近锚地的苏州河北岸的虹口，并很快把这个区域变成外国娼妓、盗匪和逃兵混迹的藏污纳垢之地”，“他们只图在某件特殊买卖中追求巨额利润，而很少考虑到商业的长远利益”。

   其实，人类的本性是相通的，中西方社会都具有这类横行无忌、无法无天、唯利是图者。但大清社会撑起的，只是一面帆布做的帐篷，并加上了窟窿；西方无赖，后面撑起的，却是一面先进的铁皮帐篷。当“冒险家”鲸贪利益受阻时，他们会“象罗马公民似地向英国政府请愿”。然后列强政府会移来“法制”这顶帐篷，道貌岸然地为西方无赖说话，向清政府施压；清政府扼制着整体利益，使帐篷内的人们窒息。

   这种历史现状，让英国有良心的智者感到羞耻。莱特在《中国关税沿革史》这本书中这样指责他的先人：“上海，如上文所述，在前一世纪的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已经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们的真正的黄金国……其中许多人都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只要有利可图，那么走私犯禁，一切都不顾忌，就是行凶杀人，也在所不惜。”

   一个伪道的政府掣肘着同样贪婪的人们的手脚；一个同样伪道的政府却放任着一群横行霸道者——只伴于“冒险家”这样一个略显中性的词。显然，这是一个落后、野蛮的社会剖面。

   至为可悲的是，大清政府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这顶帐篷是帆布做的，还自大地以为“宗法道德”社会是“文明”的天朝，丝毫都不愿意觉醒于贪婪的本性，就像一个背上满是污泥的人，指责他人背上藏污纳垢一样；相反，列强当局（英驻沪领事阿礼国）却似乎自我觉醒地说：“这一大群各种国籍都有的外国人的下流品质，又没有任何有效的管束，确是国家的耻辱，也是公众的祸害。”

   也许，强权，总有一个口说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