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通史》总序说：“政治，物产，军事，交通，中国传统城市兴起的这几条重要途经中，前三条都与上海无关，但最后一条交通优势，被上海轮到了。”这四条，同样是一个国家国计民生的命脉，是中国历代帝王享受和统治的根本。

   从秦帝国开始，据考古发现，曾修建过全国性的“通衢大道”；至隋帝国，修建了适宜漕运的大运河。一切都以皇权为中心；而有违皇权意志的，则修筑城墙、壕沟以堵截。封建皇朝发展至清末，帝国的命脉却在意想不到的自然交通上发生了意外。

   这是一条发源于青藏高原，沿着阶梯式的中国大陆地貌，蜿蜒曲折流经高山、丘陵、平原，最后在吴淞口注入大海的河流。千百万年来，她养育了这块地域上无数代生息繁衍的子民。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入海口处冲积着荒凉的滩涂、芦苇丛和偶尔惊飞的野禽。

   这里是中华农业文明的末端，甚或可以说，这里是被遗忘的角落。千百年来，这里是非开化、蛮人出没的地方。据史料记载，仅从宋朝以后，才有海盗、倭寇在这里出没。他们挥舞着原始的冷兵器，在这里劫掠一阵，便遥无影踪。这里好像是中华文明的神经末梢，偶尔的拨动，勾不起任何反弹。

   这里宋代成镇，元代设县，明代筑城，按着农业文明的缓慢步伐，以皇城为中心，在历史的时光里，向四周逐渐辐射式地懒散地自然发展着。

   这里远离着最早向南洋地区延展中华文明的广州城一千五百多公里。

   近代文明的光绪偏偏没有衔接着中华文明的延展，没有从广州而来，而是逆着中华文明缓慢的步伐，从这块荒芜的滩涂逆向扑来。

   难怪清朝的皇帝要斥骂西方人为蛮夷了，因为这里一直是野蛮的海盗登陆地；难怪清朝的士大夫要不屑西方人为犬羊之类了，因为这里一直是劫掠者的场所。但清末的西方人，不是中国皇帝脑中固有的舞刀弄枪的蛮夷，而是代表另一种文明、建筑在近代工业之上、可以驾驭远洋轮跨海而来的西方列强。按清朝人的地理观，或许只可称为来自西游记的国度了。这种意想不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皇帝的胸襟——他们坐享农业文明，只愿闭耳塞听。

   逆向而来、在上海滩涂上登陆的西方文明，却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涤荡着这个国度的传统，从“华洋分居”而至“华洋杂处”，构筑着文明的各种要素。这种构筑，只能像中国帝王史一样，建立在原罪之上——人类的发展史，非得以这种原罪为代价？它的逆向而来，是否可以象征，两种文化内在的要素——内质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