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常常从现代进步以后的角度来回视清末这段历史中的保守势力和洋务势力，但对于洋务势力最终以北洋海军覆没这个答案又难于求证。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脱离对与错这种观念，把两者作为一种相互映衬的对照物加以分析，这样才能求证“洋务”失败结局的正确答案。

   19世纪六十年代的保守观点和洋务观点几乎是同步开始的。保守势力的着眼点在中国传统上。自立，自强，中国无所不有，文化博大精深，在民心不在技艺，这些基本点有着广泛的理论和实际意义。这种思想是中国真正的脊梁骨的思维，它的立足点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保守势力只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皇朝时代，一切思想只能为皇权服务，皇权只讲治权，不讲治政，它没有把政治用于巩固国家这个体系上，而只把政治用于巩固统治者的权力上。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保守势力的视点着眼于中国内部的各种发展趋势上，只能说是只看到了家天下的一个方面，而没有看到这个家天下的决定因素，因而也只能是似是而非。

   洋务势力由于是西洋事务的接触者和实践者，他们看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军事的新事物。变局是他们的第一闪念，变通是他们的行为准则。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与一种新的文化结合才能发展起来。这种洋务思想激励着他们搞洋务运动，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毫无疑问，洋务者脱离不了本身的中国传统，即洋务为皇权服务的本质，他们只注重西洋技艺而忽略了“列强”的本质。实事求是地说，假如现代概念上的大清这个国家的内质真正强大，即像保守势力视角的那样，再加上先进的西方技艺，也许这个国家会强；但如果大清根本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家天下，那么，再强的外壳，只能是一个虚表。就像一个小孩穿了一件大人的长袍站在凳子上一样，只是貌似高大而已。

   保守者只注视强大的传统而忽视了皇权的作用；洋务者只注视西洋强大的技艺而无能注视强大的真正实质，最终导致了这两者的失败。但无论怎么说，这两者没有对与错，都属现代意义上的爱国者，就他们的视角而言，是正确的。

   20世纪初的清末是一个传统思想大崩溃的年代，甚至导致那个年代部分激进的文人斥责中国文字的落后；洋务的失败，只引来李鸿章自己“裱糊匠”的一声叹息。这在史料的记述中分别以八国联军入侵和甲午战败作为标志。错误的前提必然导致错误的结局；在错误的结局中，总会得出不错误的认识。

   《剑桥晚清史》这样中肯评价这两种势力：“许多士大夫赞成‘洋务’运动，因为它是现代的，所以寄希望于它能拯救中国免于灭亡。不过当时也有些人反对‘洋务’运动，因为它是西洋的，所以担心它会取代儒家学说。他们面临着如何既能拯救中国又同时仍然保持中国方式这一问题，所以他们表现了矛盾的心理状态。”也许，正是这种矛盾心理，导致了这两种势力的人物实为一种人——中国人的左右为难，难中出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