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中、低层士绅官员曾著文表达海防和了解西方世界的强烈愿望。战死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民族英雄”关天培在1836年期间汇编了《筹海初集》，广州士绅梁廷楠写了《合众国说》，俞昌会和李福祥也有类似的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魏源1843年出版的《海国图志》，徐继畲1848年出版的《瀛环志略》，介绍西方情况，徐尤其提到了西方的国家制度。广州巡抚郭嵩焘1859年上奏建议创办一所教授外语的官办学堂，两江总督何桂清、两广总督劳崇光和江苏巡抚薛焕都持这种态度。还可以追溯至陈伦炯1730年版《海国闻见录》，王大海1760年版《海岛逸志》，谢清高1820年版《海录》（后来林则徐查阅过）。《剑桥晚清史》评说：“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增进中国本身知识和才智的运动”。

   西方现代学者注重研究中国内部学者的观点。这是他们分析事物变化发展的哲学观点决定的。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内部的变化发展是无能、次要的，只有皇权才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决定力量。因而在自此以后的诸多学术著作中，中国中、低层士绅的声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官大声音响”、皇权决定一切的无奈现实，遂使大清帝国仍处于对外一抹黑的状态中。后人的诸多论述，仅停留在战争正义非正义这种层面纠结中。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矛盾必然发生冲突，而这个矛盾点不应该仅是皇权，而是皇权向下辐射至大清国各个构架的统治理念，这才是冲突的实质所在。皇权的“至高无上”和高高在上使得大清国的统治者根本看不见外在的一切变化。至为不理解的是：权和利的高高在上的正统观延续，使它似乎忘记了它当初夺取皇权时的“强者说话”根本点，它已经彻底忘记了之所以强盛的根本内在因素。

   在所有这些甚嚣尘上的、惊呼“狼来了”的要求“强国”和避免被征服的国人呼声中，唯有皇权才是厘清一切的决定因素。经过二十年社会演变，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慈禧垂帘听政以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皇权思想才使一切呼声尘埃落定。用西方“技”坚船利炮来保护大清国内“历史沿袭”的强权统治，一切为“皇权”服务、皇权强便是国强是其因循的逻辑和至理，“朕即国家”。不幸地说，至四十年以后的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女主慈禧的皇权是强了，但大清国被列强打得更惨了。《剑桥晚清史》这样评点整个清末一以贯之的“以夷制夷”政策：“（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策”，与“以夷制夷”孪生的还有“用商制夷”，“用民制夷”。这种思想模式自汉朝对外和亲政策始，有着长远的历史传统。

   在后代学者记述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因循的传统观念决定了中西方学者的不同视角。不得不说，中国学者更多注重的是皇权的变化改进因素，西方学者则更多或者说同时注重民心的变化进步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