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古有一种奇怪的传统，这种传统绝对来自于皇权统治权力的影响。无论是学术者，经商者，还是带兵者，都视本行业为没出息者，从政是以本行业为台阶的唯一目标。

   学术者，自古受“读书做官”思想影响，不论；经商者，钱再多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被层层官员盘剥，富而不露是中国传统。江南水乡民居一进又一进的深宅仅配以不显眼的沿街门面，便是一种令人惊叹的不露富的心理积习的历史象征。为避免这种从属地位，商人买官从政，成为管理商人的行政人员，这种例子在清末历史上数不胜数；最令人困惑的是带兵者。中国自古就有“挟兵自重”的说法，官帽多不如将兵多。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一个皇权“乾纲独断”的时代里，还有一个词叫功高震主。皇权的独断性会让带兵者视兵权为烫手山芋，稍有差错将会死无葬身之地，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太多了。像曾国藩一样自削兵权，是其脚甩到屁股上的速跑动作，迅速脱离是非之地也是其向皇权示忠的表现。曾国藩以自身的湘军发迹固然怕功高震主，就连帮助慈禧、恭亲王辛酉政变成功、亲手活捉肃顺的醇亲王奕譞也是如此。他于1865年被任命为御家军神机营大臣，就是一个皇家军队的司令官。也就是说，奕譞的从政始于从军。但史料几乎没有他从军的光辉业绩，仅有的是他于1884年以后取代恭亲王成为首席军机大臣，后来主管海军，然而由于儿子光绪为皇帝的原因，只能在幕后发发威而已。这样的人，主管军队，作用有多大值得打上问号。也难怪清末对抗外敌入侵，一败再败，败得很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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