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攻陷定海以后,城里的居民迁徙一空,沿海的渔船也全部躲开。英军上尉安突德携印度随从到城郊山上测量地形。农民们敲锣聚众,用锄头、石块打死印度随从,活捉安突德。九月十五日,一艘英船侵入浙江慈溪县海面,并派兵登岸,乡勇迎头痛击,用长矛戳死英兵七人名,生擒四名。九月十八日,英军一小舟又被上虞县及会稽县兵勇拦击,杀十余名。在广东,广州城附近五月底发生的三元里人民自发的抗英战斗,以反映民众的脊梁精神载入史册。八月十九日,在澳门以北的关闸,打伤英船一艘,打沉英舢板数只,杀死十余名。八月三十一日,在穿鼻洋以南的龙穴附近,打坏英舰一艘,杀死十五名。其实,在国与国的战争中,任何一方最怕的,就是这种“蜜蜂叮人”似的战斗。
在整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除了必然会出现的少数华人贩子充当汉奸以外,沿海地区民众大都投入了自觉抵抗英美侵略者的反抗战斗。笔者这里用了“必然”,是因为中国人有一种历史自古沿袭的心态: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内部形成了两个阵营。当外部因素加入时,某一方必会蜕变。这是历代皇权成功奴化百姓的产品。
当时美国的一个随军牧师在《美国人在东亚》中自述:“为数众多的暴徒……只要一声令下,便蜂拥而起。因此来自广州下等社会方面的危险可能随着我们的逼近而发生”。历史,不应该站在书写“正史”的统治者立场上,忽视甚至漠视占社会大多数的民众的力量。
笔者这里必须声明的是,村民与夷人的抗争,说得强势一点,就如群鸡欺陌生般的本能;说的弱势一点,就是“别碰我”的本能抵御,与民族无关,更与“主义”无关。按天朝的发展,民族主义只能产生于19世纪末先进的知识群体中。很难想象,在一个帝王宣扬家天下、人民都被满清这个外族奴役的社会基础里,会产生民族思想。这是后代政治家的多情和移情。
然而,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钦差大臣琦善以皇帝的名义赠送英国舰队大批的牛、羊、鸡、鸭、蛋和粮食,并“在大沽口岸飨宴了义律”,接着琦善在督办广州事务又以妥协无能失败告终。道光帝发布上谕,调兵遣将开赴浙江、广州。派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率军开赴广州。同行的还有新任两广总督祁埙。就是这位继林则徐、琦善之后的两广总督,在到达佛山以后,对地方绅士梁廷楠说出了他的为官之道:“我以小心谨慎,作无事时巡抚尚可,总督则非我才矣,况有事乎!”(梁廷楠《夷氛闻记》)民族紧要关头的国器竟在此等人手中。
奕山一月份被任命,四月份才到达广州。据《王廉访致曾方伯信》记述:奕山部队“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只风闻路中有抢掠人财物者,有殴伤差役者。”几位京官到广州后,杨芳“终日惟购买钟表、洋物,夜则买俏童取乐”,奕山“诸事不问,先买洋货”,隆文则“收购字画古董”(佚名《粤东纪事》)。
奕山上奏:“各商因夷致富,细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人情若此,深为可虑”,基于这种认识,他提出了“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广东商民当时曾向官府呈递一份《冤词》:“壮士助兵以抗敌,而兵反将壮士作奸民”,奕山部队“徒有剿夷之名,反有害民之实”,“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具有“防民”之心的奕山,到达广州后就为自己树立了两个“敌人”。如此的“国军”,只能是吃败仗的料。在接下来的对外战斗中,大提督杨芳留下了“马桶粪便”大战英军枪炮的历史笑话,这种装神弄鬼并不是所谓的“愚民"的专利。奕山“伏处一隅,半筹莫展”(《夷氛闻纪》)。城头升起了白棋,最终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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