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所谓的“同光中兴”后有三次屈辱的挨打。第一次是1884年中法战争。堂堂国相李鸿章与法国一舰长签订《中法条约》。中法之战也成了诱发国内革命党暴动的苗头。第二次是中日甲午战争，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向日本。第三次便是侮辱四万万中国同胞的赔款四万万两银子的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战争。

   甲午战争被西方包括日本的舆论指为“文明”和“野蛮”的战争。中国不但输了战争，也输了舆论。日本残忍炸沉运兵的商船，近千名清兵葬身海洋；日本在旅顺进行大屠杀。世界的舆论最终却站到了日本一边，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的排华声浪。历史竟然是这样的可悲可泣！

   我们先不要指责别人是强权政治，以便为自己以暴制暴寻找理由。我们先回视一下自己。

   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财政大臣维特评论李：从中国文明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国人眼里，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一直是并列、不同的两种文明，但俄人的一席话，却把中国文明推到了对立面。是否匪夷所思？

   这值得令人反思。至今国人还在引为自豪的几千年文明史，汉唐盛世，中国为世界最强盛、最文明的国度，何以到了它的后代，百多年前的清朝，成了“野蛮”？西方人眼里的“野蛮”到底是什么？文化吗？不是，法制吗？也不是。这两者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王津津乐道并努力维系其统治的东西，大清国不会缺的。那么是什么？封建专制统治的框架体系中，缺的就是作为统治者的开眼看世界、用全球性发展的理性目光来对待自己统治下的这个框架体系；百姓缺的就是努力争脱这个封建框架，不愿为奴、追求自尊、平等、自由的世界公民的精神。在这个体系内，统治与被统治构成了默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蝇营狗苟，坐井观天，唱着盛世太平的醉歌。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斥责过：“万方亿室，同病相怜；冥冥之中，遂以酿成今日营私趋利，固陋野蛮之天……且恬然不以为怪。”这就是百年前西方人眼中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