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5)
(2025-07-14 15:5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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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散曲关汉卿宋方壶邓学可议论人生 |
元曲较之唐诗和宋代的豪放词,显然是少了一些豪气,少了一些情绪激昂的东西。这大约与元代文人长期受压抑有关。元曲往往情绪比较低沉,然而在这些平和低沉的诉说中,却常常包含着一些唐诗宋词未曾点到过的人生哲理,反映出唐诗宋词所极少揭示的人生现实。例如刘致的《山坡羊·燕城述怀》的末尾写道:“得失到头皆物理,得,他命里;失,咱命里。”张可久的《卖花声·怀古》的最后几句:“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我们能够责难“读书人一声长叹”没有豪气、不够激昂吗?千古人世,有多少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有多少重残暴多少层黑暗,一个普通的百姓,包括普通的文人,谁有能力改变得了这些?于是,人们往往只剩下一声长叹。不过,就在这一声长叹中,仍清楚地保留着人们的是非之感、正义之心。单是这一点,已经不容易了;我们没有必要希望弱小的个人,几乎是毫无意义地牺牲自己的生命,向铁一般坚固的黑暗去冲杀。人们抑制自己的不平之气,平静地多活上几日,难道不应得到我们的理解与同情吗?
再看关汉卿的《四块玉·闲适》的第四首:“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人世间许多事情,往往只能长叹一口气,忍了,认了。人世上多少没有思想没有人格的人,一时间举世都公认其为大人物;而真正思想深刻人格高卓的人,却被认为蠢笨无能。剩下你一个孤单无力的小人物,你不忍不认难道自杀不成?关汉卿比较激昂的只有那首《不伏老》,其他的散曲都是比较平和的,不可以只拿那一首《不伏老》来代表他的人生态度。
宋方壶的《山坡羊·道情》后半截写道:“一茅斋,野花开,管甚谁家兴盛谁家败?陋巷箪瓢亦快哉!贫,气不改;达,志不改。”许多读书人,虽然不得志,虽然无法管别人管世事,但自己的人格气节还是由自己决定的,绝对不改变、不放弃的。
邓学可有一首长篇套数《端正好·乐道》,其中有两句道:“积书与子孙未必尽收,积金与子孙未必尽守。”这第一句,是尤其让读书人心中痛酸的。你辛苦积攒了那么多书,子孙却不愿读书,这是一个人自己决定得了的吗?人世间让人伤心的事太多了。
元曲的俗,是其向民间歌谣的风格的靠近。靠近民间歌谣,有好的方面,也可能有不好的方面。好的方面,是从老百姓的立场看社会,说人生,多是真正的实在话;另外语言风格也朴素,但却不乏尖新、生动。就语言来说,可以看看无名氏的《醉太平·讥贪小利者》:“夺泥燕口,削铁针头,刮金佛面细搜求,无中觅有。鹌鹑嗉里寻豌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刳脂油,亏老先生下手。”又如《梧叶儿·嘲谎人》:“东村里鸡生凤,南庄上马变牛,六月里裹皮裘。瓦垄上宜栽树,阳沟里好驾舟。瓮来大肉馒头,俺家的茄子大如斗。”实际上,不仅是语言风格,连同题材,这两首无名氏的散曲也是与民间歌谣相靠近的,元代以前的文人,是不大可能写这种内容的。说到不好的方面,单从内容上说,民间歌谣常有些色情的东西,这些内容的歌谣,本来只是单在男人们之间,或单在女人们之间传一传,在民间也是有传播范围的自觉限制的。在元曲中,有些文人也写这类东西,显然是不好的。我这里就不举这一类的例子了。
从诗经到元曲,中间经过了十几个世纪。元曲的靠近民谣,似乎有点像是向诗经的复归。然而诗经是经过了古人的挑选整理的,与元曲相比较,轻佻的东西显然少些;元散曲则今人尽量搜集,不愿舍弃一首,故轻佻的东西就稍多些。五代至宋的婉约词就喜欢写些文人与妓女间的所谓情爱,元代的文人就更直率一些,这些明显都是不好的倾向。就思想内容来说,总体比较,元曲显然还是赶不上诗经。
与唐诗相比又如何呢?虽然元曲也有一些名篇,但是如同宋词总体上赶不上唐诗一样,元曲也赶不上唐诗。元曲缺少一些唐诗里所具有的阔大的视野与胸襟,缺少一些昂扬的气概与雄壮的气势。元曲的题材也相对狭窄一些。元曲与宋词一样,一个调式里相对固定的句数与字数,显然还是一种拘束人的形式。唐诗虽然有格律诗,但还有句数无限制的古体诗,还是自由一些,便于舒展地发挥。元曲本来是唱的,唐诗一般是诵读的;但元曲在人们读的时候似乎像是听人在说话,而唐诗在诵读的时候,却几乎像是听人在歌唱。长短比较整齐的句子,对诗还是要适宜一些。再者,唐诗语言比较精炼,而且往往经过了诗人精心的锤炼,所以其韵味还是要充足一些。
虽然元曲在总体上比不过唐诗,但是其有些方面,包括思想内容和艺术方面,还是值得人们重视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