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杂说（上）

曾见过有人惋惜或者说指责中国古代许多人写的诗话，都是零碎散漫的议论，而一直没有构筑成系统的诗歌理论。笔者不才，依然只能是一些散乱的议论，而根本就没有什么稍微系统的理论。文学理论我粗略知道一点，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我倒是比较熟悉的。正因为我了解这种从一些最基本的原理依逻辑展开演绎的理论，所以我也就厌恶这种成体系的理论。我认为，关于诗的一些普遍性的、一般性的议论、观点，也只能是普通人的语言习惯上的普遍、一般，决不能理解为严密理论中的严格的、概括一切个别的一般，决不能理解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什么可以算诗什么不可以算诗，大约也难得有个严格的界定；如此，又如何为诗下一个绝对完美、无懈可击的定义，如何概括、提炼出诗的绝对的本质与规律呢？单是先下诗的定义还是先界定诗的范围，就会陷入互相矛盾的两难之中。谁有本事就去构筑他的诗歌理论去吧，我则只能随便说说。

实际上，一些一般的理论观点也没有什么错。说诗以抒情为主，说诗要表现人的情感和社会生活，都是对的。我也不想创造什么新观点，以下我只是再补充谈一点具体的问题。一些问题，我可能有自己明确的观点；而在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会陷入犹豫不定；有的时候，则只会留下一声叹息。

由于种种原因所决定，诗从基本上说，无疑就是文人诗。不仅写诗的是文人，读诗的也是文人。诗的情形和文人的情形，自然就关联在一起。文人内部自然大有差别，但文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生活水平，一般说总是是高于普通乡间的农民的，也就是说高于广大的普通劳动者的。文人与普通民众相比，其人格水平、道德素质究竟是高些还是低些，对此，我真不敢说什么肯定的话。只有文人的文化知识水平比普通民众高，这是人人都会承认的。就人性水平说，文人中有高低两极的典型，有极高尚的人，也有极卑劣的人。但就一般而言，文人们与普通民众在思想感情上有一定的距离，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在这里，显然是各自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他们的意识。

说诗有关表现人的思想感情和现实生活，肯定是对的。但无论是思想感情还是现实生活，都应有一定的道德角度的价值判断。南唐后主，连同许许多多文人所写的大量的艳词、艳诗，也的确是表现了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但我们能说这样的诗词只因为表现了生活实际，且文采不错，便是好诗好词吗？宋代的黄庭坚，如果只看选出的几首好诗几首好词，给人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例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暮雨十年灯”，绝对算得是名句。但一种文学史中有这样一段介绍：“黄庭坚今存192首词中，有三十多首艳词和俗词。论其源流，明显是从柳永词而来。如‘把我身心，为伊烦恼，算天便知’，‘你去即无妨我共谁’（《沁园春》）。‘有分看伊，无分共伊宿。一贯一文跷十贯，千不足，万不足’（《江城子》）。有些艳词比柳词还露骨，语言比柳词更俚俗，有的方言甚至连字书上也找不到。当时法秀道人曾当面指责黄庭坚写艳词是‘以笔墨劝淫’，黄则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使酒玩世’（《小山词序》）。” [1] ，因为有俚语俗语甚至暗语，上面引用的黄庭坚的词句，比如“一贯一文跷十贯”，其实际含义，我们普通读者现在可能是弄不清的；如此，“千不足，万不足”自然也搞不清是什么不足了。要之，是淫味十足。前面说过元曲中徐琰的《青楼十咏》，亦属同类。文人中这类作品，数量是相当多的。像这样的表现生活，便实在是在糟蹋文学、糟蹋诗歌了。所以，并非仅仅表现了生活，便能是好诗。

具有正面的道德意义的表现实际生活的诗，也有不少，各种诗歌选本上常会看到这样的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诗一百首》中就收入了晚唐诗人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全诗如下：“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写这样的诗，自然得凭诗人自己的良心，得有诗人正面的道德情感。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杜荀鹤诗中的这位山中寡妇也会写诗，她会把诗写成李清照“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到黑”，“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那样的情调吗？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在一些情况下也是有道理的。故此，对李清照似乎不宜评价太高。

诗是要表现情感的，但情感是以一定的思想意识为基础的，情感同样得有道德价值方面的考量。我不是专门研究文学的，除过陶渊明的诗数量少，我全部看过之外，就是李白杜甫的诗，我也只看过其个人的选本；其他许多诗人，只是在一个朝代的诗选甚至整个古代的诗选上看到少量的诗篇。所以，要找到哪个诗人过分恶劣的思想与极坏的情感，是不容易的。其实，大多数诗人也不可能有什么太坏的思想与情感；再说，即便其头脑中偶然有，一般也不会写到诗中来。然而我们至少可以想到，那些过多渲染享乐的生活，鼓吹享乐的思想，那些对妓女的过分热切的嗜好与缠绵的感情，总是不好的。而这类的诗，实际上是非常多的。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需要注意，古人诗中表达对贫苦农人之同情这类的话，可能有两种情形。有的，是发自内心的，是真有这样的道德良心。有的，则只在诗的末尾淡淡地带上那么一点儿。我觉得这后一种情形，作者的感情太浅，甚至有可能只是做做样子，表示一下、表现一下而已。前面提到过，白居易在夸完自己的新棉袄及自己舒适的生活之后，再谈几句对穷人的关心，应该就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情形里，作者本来就不是十分认真，我们也不必十分认真，不必去大谈作者的道德良心、善良感情。

诗人所描写的生活的内容，以及流露出的自己的感情，自然表现出诗及诗人的格调等级。南宋后期有所谓“永嘉四灵”，指当时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几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 [2] 可以想见，这类诗人的数量是很大的。关于以温庭筠为首的晚唐五代的“花间词”，文学史书籍中也提到：“它的艺术特征，首先不表现于抒情性，而是表现于给人的感官刺激。它用诉诸感官的密集而艳丽的词藻，描写女性及其居处环境，像一幅幅精致的仕女图，具有类似工艺品的装饰性特征。” [3] 引文的注释中谈到，是现代学者俞平伯指出：“《花间》美人如仕女图。”再注意引文中“工艺品”的提法，工艺品可以说是艺术品的一个更真确的说法。诗歌，在不少人的手中，的确成了工艺品。真正的工艺品，也应该是具有一定的格调水平的，许多文人所写的诗，格调还在许多工艺品之下。

古代的文人，思想境界比较高的，毕竟只是少数，而比较一般，或者说格调比较平庸、庸俗的，一定是多数。比较平庸的人，有时也能写出较好的诗，比如写点儿自然风景，或一些生活小情趣的内容；偶然激动了，也能写出比较激昂的诗，如陈琳的《过李白墓》。我以为，普通人读诗，看些包括许多作者的选本就行了，也不要去关心作者详细的生平。如此，可以保持我们欣赏好诗时的好情绪。普通人欣赏诗本是为了愉悦心情的，只欣赏一个诗人最好的几首诗就行了；特别有名的大诗人，才可以翻翻他个人的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