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散曲（1）

豪放派在宋代只是词人中的少数，婉约派无疑是宋词的主流。在南宋时期，北半个中国被非汉民族所统治，但南方大量的文人，仍然在醉生梦死的同时，吟唱着婉约派所习惯的靡靡之音。这时，元曲却在北方蓬勃兴起。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属于戏剧，我们这里只说散曲。

在中国的北方，契丹族的辽，比北宋建立的还早，后来还有女真族的金和蒙古族的元。北宋已不能完全控制北方，南宋更是将淮河秦岭以北全部放弃。北方人，即便是北方的汉人，大约由于自然条件较恶劣，生活较艰苦，其歌谣的风格，历来与风光秀丽、物产丰饶的南方的歌谣，大有区别。大抵北方的歌谣刚健豪放，南方的歌谣则属于清丽柔美。南北朝时北方与南方的民歌的区别，就是典型的例子。元曲，实际上在元统一中国以前的金、元时期已开始形成（在统一中国前几十年，蒙古人的统一的国家已经建立）。明代的徐渭，关于元曲的形成曾经说过：“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世人亦遂尚此，上下风靡。” [1] 元曲与宋词的产生一样，都是来自于民间。北方游牧民族那些豪壮的歌曲，也易于为北方广大的汉族人民所喜爱。于是，逐渐便有文人也依照这种曲调来填词。这种曲调和风格都大不同与宋词的新的抒情文学形式，也就正式形成了。

蒙古人统一整个中国，也就是进入元朝以后，汉族的知识分子一般地位较低，使他们容易与下层民众接触较多，这也使他们易于接受民间流传的东西。关于元曲的特点，有道是“诗庄词媚曲俗”，也就是说，元曲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俗，就是它的草根性的风格。流传下来的元曲大都是文人写的，但仍然保持着这一种特色。只是元朝的后期，才有些文人，向典雅的方向有所发展。元曲的俗，首先在于它的口语化、俗语化，这是由元曲来自民间的性质所决定的。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关于元曲的特点，还引用了任讷如下一段话：“曲以说得急切透辟、极情尽致为尚，不但不宽弛、不含蓄，且多冲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则全然暴露于辞面，用比兴者并所比所兴亦说明无隐。此其态度为迫切、为坦率，恰与词处相反地位。” [2] 前面说过，大多数的文人认为诗歌必须含蓄，不能把作者的意思明白地说出来。而元曲则相反，用通俗的语言，穷形尽相，将要表现的东西展露无余。用传统的诗家词家的观点来看，元曲便全是粗劣的东西，然而元曲却以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占据了与唐诗宋词相并列的地位。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中说道：“散曲以其散发着土气息、泥滋味的清新形象，迅速风靡了元代文坛，也使得中国文学的百花园里又增添了一朵艳丽的奇葩。” [3] 在我看来，唐诗与豪放词与元散曲并列没有问题，若论婉约词，应该说它还是赶不上元曲“土气息、泥滋味”的水平的。元曲的价值，正在于它的土气息、泥滋味。

元曲较之宋词，在格律上自由了许多。在押韵上，元曲是平仄通押，也就是说，不分平仄。最突出的一点是可以在句子里增加衬字，有时，一个句子里增加的衬字比本来规定的字数还多。这一切，都使元曲写起来比较自由，衬字使元曲更加口语化，更为通俗。有人说，元曲是近现代白话诗的先驱，这话是有相当道理的。元曲之通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散曲与杂剧是同时存在的，不少写散曲的人同时也写过杂剧。而杂剧是演给平民看的，自然得通俗。散曲和杂剧的曲调是相同的，于是，通俗习惯了的作者，写散曲也通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