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尽枯肠觅好诗（4）

清代的沈德潜关于诗有所谓“格调说”的理论，主张诗要写得温柔敦厚，中正和平，以成就所谓盛世之音。在具体的写作手法来说，沈德潜主张“诗贵温柔，不可说尽”。 [1] 其实，所谓不可说尽，也就是不少人所强调的含蓄。晚唐的诗人司空图著有诗学理论著作《二十四诗品》，专设“含蓄”一个题目。这个题目下的头两句话，就是在后世名声极广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八个字，将含蓄的神功与境界，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某些场合，讲一下含蓄也是可以的，但过度地强调含蓄，则就成问题了。直到现在有的人将含蓄绝对化，以为在诗中将作者的意思点明说出来，就是犯忌。含蓄显然是从传统诗教的温柔衍生出来的，也符合一些没有性格的诗人们的性格。说一些人没有性格，话可能重了点儿。但的确有这么一些人，在性格上可以说是没棱没角，温柔得让人怜惜。他们惯于写一些花呀月呀，愁呀爱呀，自然得要讲些含蓄。自然我也不能把话说死，有思想有感情的诗人，将自己的意思委婉地写出来，也是可以的；但其意思，一定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现在说说毫不含蓄的诗，许多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比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他的欣喜若狂的心情，何曾有半点儿含蓄？同为杜甫的《兵车行》，对战争的批评，又哪儿有丝毫的遮掩？李白的“安能低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全是直话直说，何必拐什么弯儿？我不是说含蓄绝对不能用，我只是感到许多人把含蓄讲得太过了头，把直露表达的诗，贬抑得有些过了头。

许多人都喜欢讲诗的韵味，韵味也是可以讲的。不过，有的人往往会讲得过了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中便讲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在韵味之外还要追求更多的东西，完全是一种神秘主义。什么“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显然也是在故弄玄虚。魏晋以来道家的玄学，唐代以来佛家的禅宗，都是诗歌理论中神秘主义的思想来源。对这些，我就不多说了。

为了把诗写得更好，在古代就开始有一种说法，说是在诗中不可以发议论。我也不清楚这种说法是什么时代开始有的，至少后来的人批评宋人的诗时，说宋诗的缺点之一就是发议论。现代的理论说文学（包括诗）是形象思维，自然也就不允许发议论了。有的诗发议论，语言毫无诗味，更重要的是所表达的思想毫无价值，甚至是错误的，这样的诗当然是不好的。思想错了，即使语言再好，也不能算是好诗。但我总以为，不用拿形象思维的定义绝对排除了在诗中发表议论，直接表达思想。即使在宋诗中，记得一本文学史上曾说过，王安石和苏轼有些诗的成功，即使得益于诗中的议论与哲理。我看到这段话时，立即就想到了王安石的《明妃曲》末尾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也想到了苏轼的“不见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自然，我们也可以想到朱熹的“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实，唐代的杜牧有一些有名的咏史绝句，成功之处就在于他的议论。这里只举他的《题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诗四句全是发议论的，却一直被人们评为好诗，“卷土重来”四个字甚至成了人们经常使用的成语。失败了，不应悔心，而应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这就是这首诗所表达的有价值的思想。自然，发议论的诗，语言还得有些诗味，不能完全成了大白话。杜甫老先生的《三绝句》，写时事，发议论，是很好的诗。不过第一首的头两句“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写得实在是太白了，单就这两句说，几乎没有什么诗味了。但是后面两句补救了过来，全诗还可读。第二第三两首的语言很好，诗味很足。这三首诗的价值是记述、揭露事实，并对现实社会、包括官方军队予以愤怒谴责的，思想内容极为重要。

说到直白的议论，我就不能不想到《诗经》。《诗经》一部分极重要的内容，就是怨刺之诗，即发泄怨愤、讥刺统治者的诗。在大、小雅以及国风中，这种诗很多。这样的内容，自然少不了议论，即直接表述观点。例如《七月》中的句子“无衣无褐，何以卒岁”，《苕之华》中的“知我如此，不如无生”。这些句子，都是生活贫困中的民众，哀伤至极的叹息。这样的句子，性质自然属于议论。谁能说这样的句子没有力量，谁能说这样的句子不是好诗？大雅中的《瞻卬》一诗，是讥刺周幽王宠爱褒姒乱国祸民的。这首诗的第二章中有这样的句子：

    人有土田，      人有土地田亩，

女反有之。      被你侵夺据为己有。

人有民人，      别人所拥有的民人，

女复夺之。      你却强行夺取。

此宜无罪，      这人没有罪过，

女反收之。      你反而把他拘捕。

此宜有罪，      那人罪恶难逃，

女反说之。      你反而赦免宽恕。 [2]

这些句子，首先是直白，没有多少文采，再一个就是通过事实来发议论，来进行谴责。谁又能说，这样的诗句是没有价值的？

实际上，我这里对自己的观点又太自信了。现在的人，肯定有些就认为这样的句子不是好诗。在哲学领域，现在的人大都认为孔子根本就不算哲学家，朱熹才稍微有些哲学味，而只有康德、黑格尔这样纯粹从事逻辑思辨的人，才是真正的哲学家。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都太初级阶段了，而只有斯宾诺莎、康德的伦理学才是科学的伦理学。在文学及诗的领域，现在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诗经》里的诗大都是初级阶段的、还未发展成熟的诗，会认为《诗经》里的诗太土气，太缺乏文采。想到这里，我真为人类社会在各个领域里过度的“发展’、“进步”而感到担心。古代还有不少人不断提出要继承《诗经》的风雅精神，今天我们在思考有关诗的问题时，心中还真能保持一些对风雅精神的尊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