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诗的作者们（1）

在整个古代，除过民歌，有作者姓名的诗（连同一些无名氏的诗）都是文人诗，文人诗的作者自然都是文人。论诗而结合到论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实际上，我这里只是结合诗稍微谈一下人而已，没有资料、也没有必要详细地去谈人。如果从道德人品方面谈人，估计诗在流传的过程中，早已将人品太差的人淘汰掉了。比如唐代的李林甫，宋代的秦桧，做到那么大的官，决不会没有些文才，在那样盛行写诗的时代，想必一定也写过诗的。可能只因为人品太坏，所以现在好像根本就没有人提到他们的诗。现在流传一些好诗的人，在人格上大约都不会有太严重的污点。本来，只要诗真的好，我们谈诗也就行了，没有必要一定去追查他的道德人格如何。特别是一些写风景、写生活小情趣的诗，只要写得好，有意境有情趣，我们只管欣赏诗就是了，甚至根本不必管诗的作者是谁。但是在与诗有关的情况下，注意一下诗人的性格、生活状况、人生态度等等，也是必要的。

文人在古代称作士，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所说的知识分子。看看现在的知识分子群体，大约也就可以了解古代的文人群体。就整个群体而言，古代文人大多数都做官，自然生活优裕，决不可想象他们和普通农民过一样的生活。人们常以为杜甫在安史之乱后“漂泊西南”，生活极为困苦；实际上，杜甫的困苦，决不可能是真正的贫民的困苦。杜甫在去世的前四年所写的《缚鸡行》中，提到他的家中还有小奴仆，能使用奴仆的人能算很可怜吗？如果真的生活极窘迫，他在那年月也不可能精心推敲，写作格律极严的《秋兴八首》了。陶渊明归隐后也算生活艰苦，但他的《归去来兮辞》中也有“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话，他躬耕垄亩的时候很可能仍有仆人。如果他真的饥寒交迫苦不堪言，还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句子吗？苏轼屡遭贬谪，挫折频仍，但他贬来贬去，仍然是做官，决不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可以比拟的。一个诗人只要诗写得好，且有一定的道德良心也就行了，我们决不必要求他和普通民众生活得一模一样。不过要注意，他们的生活地位，有时也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我们也不能完全忘记了他们与普通民众的区别。

一个人的诗写得很好的话，后人也就更多的颂扬他人格方面的优点，而少谈他的不好的方面，这也是正常的事。我们现在就以唐代排名在李白杜甫之后的第三号大诗人白居易为例，看看古代文人的实际情形。

白居易的诗，现在人们认为最有成就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新乐府之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一类是较富感情的长篇歌行，也许只有《长恨歌》和《琵琶行》两首。

先说白居易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这类诗白居易自己晚年编诗集时归之为“讽谕诗”。这类诗中最主要的有他的《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等。这类诗大都写于他37至39岁担任左拾遗兼翰林学士期间。拾遗就是皇帝身边的谏官，专职向皇帝检举汇报各类政治、社会问题的人。中国儒家的观念，历来有积极入世的传统，强调士人要“达则兼济天下”。白居易此时在皇帝身边做官，正欲做一番事业，故积极尽到谏官的职责。白居易在其《与元九书》中自述说：“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闕，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 [1] 总之，官府定期发给他写谏奏材料的专用纸张，他在写正式写谏奏材料之外，写写诗，以便让皇帝多了解些实际情况，也尽到他作为谏官的责任。这类诗中，在揭露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及官府的一些恶政方面，的确有些写得很有份量。最著名的如《卖炭翁》，既反映了劳动者的贫苦辛酸的处境，又揭露了官府强取豪夺的恶行。实际上，白居易在任左拾遗之前，35岁担任盩厔县尉时写的《观刈麦》，描写农人收割小麦时的辛苦，就写得很好。其中的“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两句，让我这个真正的农民，也佩服他观察之细致，写农民之辛苦几乎像亲身体验过一样。然而，就反映民生疾苦方面来说，与杜甫的“三吏”“三别”中的一些篇章及《兵车行》等诗比较，白居易的诗总显得缺乏杜诗的沉痛，难如杜甫的诗那样地感动人心。原因何在？莫非白居易生活在承平时期，他的目之所见及身之所历没有杜甫那般痛切？又莫非二人的心性情感本身有一定的差别？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白居易有一首《新制布裘》，写他缝制了一件厚而暖的新棉衣，“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肢）体暖如春”，舒适不尽。这时他忽然善念发生，在末尾处写道：“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我第一次读完此诗之际，立即就想到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两相比较，真是天地的差别。与杜甫的诗相比，只觉白居易的诗甚浅甚空，我真怀疑白居易最后这几句，是按照儒家“兼济天下”的概念演绎出来的，轻飘飘难以感人，完全像是喊了几句政治口号。白居易与杜甫的差别，在这里显得是何等的鲜明。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的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 [2] 白居易自己在《寄唐生》一诗中清楚明白地说过，他写诗是“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也就是说，他是为了向皇帝汇报，才写民众的疾苦的。他写老百姓的疾苦，是为了圆满地、甚至超额地完成它作为谏官的职责，或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为了向皇帝表现他的勤勉敬业与忠诚的。

须知，在白居易传世的约三千首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的讽谕诗只有一百多首。而就在这一百多首中，真正好的也很有限。袁书中关于最著名的《新乐府》五十首，即指出其三个重要的缺陷。其中第二个是：“有些诗篇所写事件，诗人本无深感，只是为了凑足五十篇之数而作，所以写得枯燥乏味，不耐咀嚼，如《七德舞》、《法曲歌》、《二王后》、《采诗官》等，大都是议论和说教的堆积。同时，由于过多注重诗的现实功利目的，作者常用理念去结构诗篇，真情实感相对不足，比起杜甫那些深切体察民瘼、一任情感自然流露而又意蕴丰厚的乐府佳作来，《新乐府》中不少作品确有一间之隔。” [3] 为了向皇帝汇报而写诗，这样的诗，难免其中不少缺乏真情实感，而有些做作之嫌。缺乏真正的感情冲动，想写出好诗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