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尽枯肠觅好诗（3）

诗人们为了体现自身的价值，为了超越前人和同时代的人们，无不竭尽全力在词语等技巧方面用恨功夫，用奇功夫。在说李杜之后的韩愈等人之前，我们来说说南朝的谢灵运。袁行霈主编的书中说：“如果说陶渊明是结束了一代诗风的集大成者的话，那么谢灵运就是开启了一代新诗风的首创者。”在谢灵运的诗中，“出现了‘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和‘性情渐隐，声色大开’的新特征。” [1] 可以说，历来有不少诗人是拼尽全力、绞尽脑汁而写诗的，纯粹为了写诗为写诗；谢灵运应该就算这样的类型。袁行霈的书同页中说道：“由于过分追求新奇，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语多生撰，非注莫解其词，非疏莫通其意’（清吴淇《选诗定论》卷十四）之弊。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曾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达五十余条。”袁书97页的注释中，就列举了谢灵运一些极其蹩脚的诗句。例如，“鼻感改朔气，眼伤变节荣”（《悲哉行》）；“夭枉特兼长”（《庐陵王墓下作》）；“连统塍埒并”（《白石岩下径行田》）；“极目睐左阔，回顾眺右狭”（《登上戍石鼓山》）。我这里只引这几句也就是了，单是这几句就可以看出为了新奇，为了对偶，谢灵运把诗写得是何等的生硬艰涩，何等的难解，何等的拙劣。谢灵运的《登池上楼》，二十句诗就有十八句是对偶，比后来唐代排律的要求还有超出，足以看出他是在卖弄技巧。其中人们常常赞赏的那一句“池塘生春草”，倒真是清新而又自然的佳句，接下来的“园柳变鸣禽”一句，是精心炼出的句子，但功夫用得恰到好处，也是一句好诗。以前我说过，此诗全篇则显得一般。在刻意出奇弄巧的道路上，可能偶然会有几个号句子，但可能大量地都是没有都是价值的东西，有的简直只能说是垃圾。把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看，陶渊明比谢灵运的名篇《登池上楼》在上的诗，三十篇、五十篇也找得出来。

唐代自李白杜甫创造了诗歌的高峰以后，后来的诗人们的路便难走了。本来，如果人们抱着像陶渊明那种“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人生态度，只是写写诗，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记录一点自己的生活；如是这样，事情就好办了。这样，人就可以活得很轻松，诗写到什么水平，随便而已。可诗人们往往都有一种争胜心，总想超越前人，于是就得费尽心思，探寻新路。现在我们说说中唐的韩（愈）孟（郊）诗派，其领袖人物自然是韩愈。袁行霈主编的书上谈这些人时说，“其着眼点都在力量的雄大、词语的险怪和造境的奇特”。 [2] 力量的雄大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造境的奇特就应以适当为宜，词语的险怪显然就成问题了。韩愈说他们是“横空盘硬语”，“险语破鬼胆”；同属这一派的刘叉宣称“诗胆大如天”，“生涩有百篇”。 [3] 用语的生僻、险怪，除过使人感到艰涩以外，没有任何积极的意义。袁书中谈韩愈道：“他与孟郊等人一起创作了不少联句诗，这些诗作以竞赛为主要目的，一联就是上百韵，各自逞奇炫怪，夸示才学，以致写出了大量‘昼蝇食案緐（繁），宵蚋肌血渥’（《纳凉联句》）、‘灵麻撮狗虱，村稚啼禽猩’（《城南联句》）之类令人难以卒读的诗句。在此后的几年中，韩愈基本上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以世俗、丑陋之事之景入诗，写落齿，写鼾睡，写恐怖，写血腥，形成了以俗为美、以丑为美的特点。” [4] 显然，为了出奇，韩愈走上了一条偏斜的道路。实际上，韩愈也流传下来一些好诗，如七言古诗《山石》，七绝《晚春》（草树知春不久归）和《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天街小雨润如酥）等。但这些好诗，都是按照常规的写法写的；尤其是《山石》一篇，全是平铺直叙的古体写法，却成了优秀的名篇。可以作为对照的是，韩愈为了出奇，写过一首一千多字的《南山》，连用七联叠字句和51个带“或”字的诗句，费尽工巧，但可以说却完全失败，与他自己百余字的《山石》形同天壤之别。孟郊也写了一些怪诞的诗句，自然，这样的诗都不成功。孟郊传世最广的诗是他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而这首诗的风格却最为朴素平易，十分自然。

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可以说是一批最为勤奋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写出精品、极品，真是费尽了心思，甚至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机。有的人不仅有创作实践中的探索，还有理论上的总结、升华。韩孟诗派可谓是剑出偏锋，更多的人顺着所谓正统的道路，同样也会玩出一些令今人伤叹的花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