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尽枯肠觅好诗（2）

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诗都得在思想内容上有较重的份量，决不是说只有痛斥社会不公、愤慨自身遭遇的诗才是有价值的。只是描写景色的诗，写得好的，绝对也是有价值的。比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或者《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两首都是绝句，都是绝对的好诗。现在以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那一首，再加上那首“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来与杜牧的两首绝句比一比。杜甫句句对仗，苦心经营，何如杜牧的全无对仗，却流畅自然。对仗有时会显得工巧，有时也会显得死板。“迟日江山丽”一首画面倒还完整，但除过艳丽之外，使人总觉得有些单薄。而杜牧的两首，不仅清新流畅，而且在在描写景物的同时，又含有人事的意味，有人生的意趣，有现实生活的活泼的情调。于此可知，少于调琢的诗，反倒容易取得成功。

与杜甫的注重辞采、注重格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白的诗。在袁行霈任总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中，对李白的歌行体诗歌有这样的评价：“在这些作品里，抒情的意味更浓，诗人以主观情感和意向为轴心展开篇章，飞腾想象，虚实相间，笔势大开大合，有时顺流直下，有时大跨度跳跃，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又说：“李白的歌行，完全打破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变，达到了任随性情之所之而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 [1] 看来，此书准确的注意到李白的诗的风格特点是自由奔放，写诗时不受任何格律规范的约束。论起来，李白并没有杜甫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集中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的诗篇，那么李白获得如此高的成就究竟凭的是什么？李白的绝句凭的是它的清新自然，李白的歌行体和乐府体古诗，凭的是它抒情的自由奔放、酣畅痛快。用最通俗的话来说，读李白的诗，让人感到舒畅、痛快。读杜甫的诗，主要是指其格律诗，只觉得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读李白的诗，读者的心灵和李白的心灵无拘无束地融合在一起，时而舒畅惬意地如清泉汩汩流淌，时而如大海汹涌澎湃，豪情万丈。无论是李白诗中的恬淡潇洒，还是其旷达豪放，抑或是其悲怆郁愤，读来好像都是我们自己的，都是他在说这我们自己的话，倾诉者我们自己埋在心中的感情。李白的诗不重格律，不重辞采，也不讲什么可怜巴巴的含蓄。李白的诗也极少词序的倒装，读来极为流畅自然。李白连句式的整齐，即句子长短的一致也不管，或者说就不喜欢。而他那些长短句子错杂的诗，往往却更为精彩。比如李白的代表作《蜀道难》，虽以七言为主，但其中长短不同的句子甚多，这种长短句所形成的错杂变化，比一般诗人在一句诗中所讲求的平仄变化，效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在《蜀道难》中，时不时有散文化的句子冒了出来，人们读来不但感不到是缺陷，反而感到似乎更美。这首诗最关键的是李白所极力渲染的蜀道的险峻，一下子震慑住了读者的心。欣赏这首诗，单是这一点也就足够了，无须再牵扯其有什么附带的思想意义。李白的古体诗中也有对偶句子，比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但是在李白的这几句诗中，那种雄浑壮阔、苍茫浩瀚的气势，早已把人们的心整个带入了一个茫茫雄壮的境界，当此之际，谁还有余暇注意那些鸡毛蒜皮的对偶之类。真的，似乎我没有见过哪一本李白诗集的解释中提过最后这两句诗是对偶。当然，这两句的平仄是不符合格律诗的要求的，但是对李白来说，任何形式的要求都是无须考虑的，他不过偶然随意地使这两句诗在结构及词性上形成了对偶罢了。

对偶句的诗句当然也有好的，非常好的。韩愈的“本为圣明除弊政，敢将衰休惜残年”，柳宗元的“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陆游的“楼船夜雪瓜州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以及“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都是绝好的句子，这些句子其所以好，对偶的形式有一定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其思想内容。杜甫的“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在形式上自然更为工巧，也辞采华丽，但与上面那些句子，根本是无法相比的。而杜甫有的极有价值的诗句，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却既不讲对仗，也不讲平仄。不属对仗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至于平仄第一句后三个字全是仄声，即绝对不合格律诗的要求，后一句五个字又全是仄声，按格律诗说，这便是糟糕透顶的句子了。有人会说，古体诗不必要求平仄。既然古体诗可以不讲平仄，既然古体诗全句仄声不换都可以写出极好的诗句，那么，格律诗有什么必要把平仄讲得那样严格呢？看来，单纯形式上的技巧，其价值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