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越顶峰——格律诗（4）

诗，自然得有一定的艺术形式方面的要求，不然，就一点诗味也没有了。但是也得具有有价值有份量的思想内容。我所说的思想内容，一个是现实生活，一个是人的情感；就这两方面，自然得有道德标准的考量。有的诗专写山水风景，写得好也可以，这倒真有点艺术品的性质，和一幅山水画的性质、价值是一样的。单从艺术形式方面说，《诗经》以后的人们，似乎从来没有放弃过永不满足的追求与探索。但是，一切事情，都应适可而止；有时，则“过犹不及”。唐代的格律诗之后，人们在诗上面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玩了，于是只剩下些宋代的词，元人的曲。显然，唐人的格律诗，是诗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最后的顶峰。也许有人说，律诗绝句是诗的最优秀的形式；但我以为，在这一步中就已包含了危险。我认为，格律诗比之古体诗，在真正的成就方面，最多可以说是平分秋色，而且很可能是有所逊色。我们在前面讲过，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其最高的成就，都是古体诗，而不是格律诗；这，就是格律诗的弱点的最显明的例证。格律之类的形式美要求，如果用得好了，重要的是和有价值的思想内容配合得好，也可能会锦上添花。但若用得过度了，或没有起码的思想内容来支撑，对于一首诗就会成了有损无益的东西了。有时，仅仅是其之过度，便会显得繁褥、做作、纤弱、过度雕琢，足以造成负面的效果。

我们试以杜甫与李白的两首绝句来作比较。杜甫的《四绝句》中的一首“两个黄鹂鸣翠柳”，在幼儿学古诗的小书本上都会选入的，无疑是杜甫绝句的名篇。这首绝句四句皆对仗，而且对得极为工巧严整。单是前两句两两相对就用了四个表示颜色的字，可谓色彩艳丽。但是不管有的书上把这首诗讲得多么好，我总觉得这首诗除过形式上的工巧以外，有那么一点支离破碎的感觉，尤其是后面的两句；单就写景来说，全诗难以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统一完整的画面，更不要说寄寓别的思想内容了。我们可以看一看李白的绝句《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这首诗根本没有对偶，只能算是古绝了。但这首诗语言极为流畅，充分地表现了作者愉快的心情。我认为李白这首不重格律（对仗）的古绝（甚或说只是古诗），显然是高于杜甫那首在对仗上费尽了心思的律绝的。

杜甫的七律是最为有名的，然而我最欣赏的，也许只有《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首。这首诗自然流畅，极好地表现了他十分欣喜的心情。其他的，即便是《登高》、《登楼》以及《秋兴八首》，我以为也都一般。我认为，想赞美杜甫，不要老盯着杜他的律诗与绝句，杜甫的许多古体诗成就是极高的，除过常说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之外，他的《饮中八仙歌》、《醉时歌》等都是极好的篇章。《饮中八仙歌》以极飘洒的诗歌风格，表现了李白等饮中八仙飘洒的人生风格，堪称绝妙。《醉时歌》以流畅的普通说话的语言，赞美了朋友郑虔的才学和人格，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杜甫对郑虔的同情，对社会不公及人世人生深沉的感慨。其语言明白如话，却流畅、深沉、痛快、感人。杜甫自称“晚年渐于诗律细”，晚年最爱玩律诗，但在他临去世前一两年的一个冬天，当他对眼前的现实社会，尤其是贫苦民众的生活深有感触的时候，他却无法用律诗来表达他的所见与心情，而是写了一首七言古诗《岁晏行》。这首诗，绝对也是他的名篇。“高官达马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及“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的名句，都出自这首诗。这首诗不但思想内容有价值，而且语言平易流畅，语言虽平易却又字字有力，全诗可谓沉着痛快。刚才说过杜甫那首绝句四句全是对偶，而这首诗十八句连一联对偶也没有，你难道能因为没有一联对偶而感到什么遗憾吗？前面说过，格律诗是绝不容许在末尾的三个字连用平声的，这叫三平调，是诗家之大忌。可是杜甫这首诗中竟有三平调至七个之多。难道我们能因为这七个三平调，就认为这首诗有毛病吗？实际上，关于诗的格律的理论，本身就是难以服人的。关于诗歌格律的书，说是格律诗绝不容许出现三平调，但古体诗，即使唐人甚至更偏后的人所写的古体诗（古风），却完全可以用三平调。显然，三平调并不是什么特别糟糕的东西，格律诗有时是在故弄玄虚。别说是三个平声字，李白的《蜀道难》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两句，连续十个字都是平声。难道有谁曾感到过这两句诗是有缺陷的？难道有谁能把这两句诗改动几个字，然后使改动后的《蜀道难》比李白的原作更完美一些？

讲诗的格律的书上都说，古体诗对平仄、对仗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李白和杜甫最有价值的诗，都是他们的古体诗而不是格律诗，所以，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绝不能认为格律诗就比古体诗水平更高。如果从局部、从细节来看的话，平仄音律的和谐，对偶的应用，显然是有它的好处的。但应注意，诗要写得好，还有许多比这更重要的因素；那许多更重要的方面，完全可能盖过了平仄、对仗等这些细节的技巧。有的人过分重视了这些技巧的细节，很可能在大的方面反而失分了。格律诗中的绝句和律诗，连一首诗的句数都是规定死了的。人们可能大都知道唐人祖咏写《终南望余雪》一诗的故事，祖咏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要写一首六韵十二句的排律，可祖咏只写了四句：“终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林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祖咏认为，诗意已足，无须再多写什么了。完全可以设想，如果祖咏按要求再凑着写上八句，肯定便不会像后来传世的这四句这样成功了。显然句数的死规定，常常会成为束缚人、限制人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祖咏这首诗，比杜甫那首“两个黄鹂鸣翠柳”显然还是要好一些；祖咏这首诗的景物、情境、气氛，是完整而统一的，而杜甫那首诗缺的正是这些。关于平仄格律，郭锡良的书中说过：“和入律的古风相对，还有一种古风有意和近体诗有所区别，以显得古拙。这可以叫做‘仿古’的古风。它的特点是尽量多用拗句，少用律句，即：（1）七言句中的二、四、六（五言则为二、四）平仄相同。如杜甫《岁晏行》的‘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1] 第（2）种情形讲的就是《岁晏行》中的七个三平调。这里明确指出，不讲平仄格律，反而是杜甫所专意追求的“古拙”的风格。王力的书中关于对仗也说道：“唐以后的古体诗，和汉魏六朝诗一样，可以用对仗，也可以不用。用对仗也不求工整，并且不避同字相对。甚至可以说，诗人在古体诗中用对仗反而是有意求拙，以显得高古。” [2] 下面举的四个例子，分别是李白的《蜀道难》和《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显然，李白杜甫这样顶级的大诗人，他们有时是有意地不顾格律，违反格律，以追求高古、古拙。也就是说，李杜也认为，高古、古拙也是诗的一种崇高的境界。过度重视格律的观点可以休矣。

诚然，古人所写的格律诗中，也有一些成就很高的杰作。但这些作品之成功，绝不是仅因为其格律的工巧。和格律诗类似的还有骈体文，古人所写的骈体文中，同样也有很优秀的篇章，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骈体文是一种好的文体。唐诗的伟大成就，并不能主要地归功于唐人创造了格律诗。我觉得，唐诗之显得成就高，主要是唐代诗人众多，而且风格流派多样，许多人以不同的风格，都写出了优秀的作品。如果拿具体的一首诗来相比，从艺术性与思想性综合考虑，即使我们把李白的《蜀道难》拿出来，能不能说一定就比前代的《古诗十九首》、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高过一等？作为人来比，即便是李白或者杜甫，能不能说就一定比陶渊明高一个等级？拿李白的《蜀道难》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相比，我们敢于说后者就比前者差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