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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追求艺术精品的路上(3)

(2024-12-30 15: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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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诗

汉魏五言诗

蔡琰

曹操

曹植

  在追求艺术精品的路上(3)

从事文学创作的文人,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虽一般说处于社会之中偏上的阶层,但他们中有的人自己也会遭遇一些挫折,有的人甚至会面临比较悲惨的命运。此外,他们中有些人也不乏善良的人性,也会有对贫苦的下层人的苦难的同情。他们有文化与历史知识,他们比普通的农夫村姑的视野广阔,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慨也可能更深刻一些。还应提到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诗经》以后的两千多年间,《诗经》的现实主义的传统不会在很长的时间里被所有的文人都丢弃,《诗经》的朴实的艺术风格也常常有人自觉地继承。这样,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有的人竭力让文学飘向纯艺术的云端,有的人则也自觉地把文学拉回现实人生的大地。所以,文学不会永远走在一条偏斜的道路上。

现在来说说汉至曹氏的魏的五言诗。汉代的民歌有许多非常优秀的诗篇,它们的特点依然是民歌一贯的特点,语言质朴,贴近现实。关于民歌此处不说了。汉代的文人诗起初多有骚体诗,东汉以后五言诗好像才成为风气。最优秀的五言诗,是在建安时期;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所谓建安时期与曹氏的魏在时间上有许多是重合的。东汉末年由于政局的动荡,社会的混乱,普通老百姓陷入深重的痛苦之中,连同一些文人的生活以至生存也面临严重的威胁。大约是由于这个原因,此时的文人诗常能贴近现实生活,而且由于要说出自己心中迫切要倾诉的东西,所以语言也较为质朴,往往能直抒胸臆,道出自己内心的感慨。所以,这一时期的五言诗,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上,应算是一个辉煌的阶段。从东汉末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有一些优秀的五言诗。我认为,不能因为唐诗的成就,便忽视了汉魏六朝时期五言诗的价值。

建安时期杰出的五言诗,几乎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所带给人们的痛苦的。王粲的三首《七哀诗》,其第一首与第三首,几乎可以说比唐诗中杜甫的“三吏三别”还更为杰出,至少其中没有杜甫《新婚别》中“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之类与朝廷牵连在一起的句子。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为杂言,大有民歌《战城南》质朴粗犷的风格,沉着痛快地写出了战争给民众所造成的无尽痛苦与辛酸。蔡琰的长篇五言《悲愤诗》,全属记实,不事雕琢,然而字字句句,催人泪下。《胡笳十八拍》不管是蔡琰所作还是别的人托名蔡琰而作,都是骚体诗中独一无二的名篇;这首长诗有环境描写的烘托,有回肠荡气的音乐旋律,这一切更使直抒胸臆的哀哀泣诉尤为感人。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其人生无常的深切感慨,足使千载以下的人们产生心灵深处的共鸣。而这种对人生意义的深沉的感受,在唐诗里是不容易找到的。

关于曹氏父子的诗,明代的王世贞有如下一段评价:“曹公莽莽,古直悲凉,子桓小藻,自是乐府本色。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 [1]这段话中对曹操和曹植的评价,我以为是甚为中肯的。诗的艺术风格与其思想内容,似乎也是有关系的。紧贴现实,要抒发的感情极为深刻、强烈的诗,好像很难写得辞藻华丽;而辞藻华丽的诗,往往不易有深刻的社会人生的内容,也难有实实在在的强烈的感情。曹操和曹植,大概正可分别作为这两个方面的典型。曹操的《蒿里行》写道:“铠甲生虮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其《苦寒行》中写道:“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作为公子哥儿的曹植,能写出这样的诗来吗?曹植没有他父亲的生活经历,也没有乃父对人生的深刻的感受,尽管有超人的才华,有华丽的辞藻,但其写出的诗,却只能远在其父之下。曹植有的诗也有沉痛的感情,但仅只他个人地位的荣枯,绝无关于国事民生。从内容说,曹操会写曹植的《斗鸡诗》与《洛神赋》吗?曹植能写出曹操的《谣俗辞》来么?(曹操《谣俗辞》:“粒米不足舂,寸布不足缝。罂中无斗储,发箧无尺缯。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至于曹丕,也只与其弟属同一水平,甚至还更弱一些。


[1] 见《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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