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求艺术精品的路上(4)
(2025-01-06 10: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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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诗歌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池塘生春草 |
魏晋时代有成就的诗人很多,此处不必都提到。以下本准备谈南朝时期过度追求华丽绮靡的诗风,但还有两个较好的山水田园诗人应该提一下。
被归类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主要生活在晋代,但他去世时已经入宋。陶渊明是与屈原、李白、杜甫同一等级的伟大诗人,这一点早已为世人所公认,我不必再来说得太多。陶渊明之伟大,首先在于他的人格。其次,单就诗而论,他的艺术风格也绝对是一流的。再是他的诗的思想、社会内容,也远比历代许多大诗人更有价值。这最后一点,是就一个诗人全部诗作的总体而言的。有的诗人的少量诗作的思想社会内容还是很好的,但把他全部的诗与陶渊明全部的诗相比,明显就有高下之分了。现在我想说一个问题,如果要挑选两句诗作为陶诗的名句之代表,人们似乎一定会选取“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我想,这大约是因为,历来读诗的基本上都是一般的文人,而评诗、讲诗的更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学者;以这些人的性格特点,特别喜欢这两句诗,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若说陶渊明的名句,单就写景色的而言,“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然也应算是名句。就写人的活动的诗句而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田园居·其三》)难道不是名句?如果与诗人的人格志向结合起来,陶诗中也自有名句,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其十》)“纡辔诚可学,违己岂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于此,我们可以想一想文坛的大学者们的欣赏趣味。人们赞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已不单纯是写景,而欣赏的是所谓静穆、淡远的一种意境。这是一种什么意境?这是一种绝对的悠闲,忘却人世一切尘事,超然物外的意境,一种只有绝对高级的文人、高级的隐士才能达到的心理境界、生命境界。王国维更把这两句诗当作他的“无我之境”的标本,说得神乎其神。我以为,把陶渊明单纯当作一名隐士,实在是一种很狭隘的理解。许多人把这两句诗从玄学及佛学的神秘主义角度大加发挥,也是不必要的。对诗句,不可挖掘得太深,解释得太玄。这两句诗诚然是佳句,接下来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同样是佳句,只是理解到适当的层次也就行了。陶渊明的人格,他的人生态度,他的艺术风格,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值得我们去重视,不要抓住一两个名句大做文章,把陶渊明往一条并非尽善的道路上硬拽。附带说一点,“采菊东篱下”一句中的“采菊”,有人解释是采菊花泡酒喝,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大多数人不愿意这样理解,只说是采摘菊花,往下就不再解释了。从古至今,人们历来都是赏菊,即观赏菊花,陶渊明为什么要把那样美丽,那样象征高洁人格的菊花摘下来呢?无论是人们常说的采茶,还是《诗经》上说的采车前子,都是大量地摘取的,那么陶渊明大量地采摘菊花的花朵,甚至是、也更可能是花瓣,如不是泡酒喝,是干什么呢?即使我们再后退一步,假定陶渊明只采摘了少量菊花的花朵或花瓣,只是为了玩赏,这岂不又成了煞风景的事了么?总之,忌讳说采菊是为了泡酒喝,是没有必要的。不必为了这两句诗的境界的过度的高雅和神秘,而小心翼翼地避着什么。承认陶渊明采菊是泡酒喝,从而把这两句诗作较平实的理解,并不损害陶渊明的伟大;陶渊明的伟大,难道就主要凭这两句诗来支撑吗?实际上,想把陶渊明主要理解为一位超然物外、遗世独立的隐士,既不合于事实,也伤害了陶渊明真正的伟大。
谢灵运比陶渊明年轻十余岁,亦属由晋入宋的诗人。在文学史上,谢灵运开山水诗一派,也算有些名气的人物。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中的“池塘生春草”一句,受到后人一再的好评。钟嵘的《诗品》卷中评论颜延之时,就曾引用汤惠休的话说道:“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赞扬谢灵运的诗清新自然,批评颜延之的诗过分雕饰。后来的元好问也曾写诗赞颂:“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 [1] 单就“池塘生春草”一句来说,的确也配得上后人如此的赞誉。不过,谢灵运的诗,是有句无篇。一个名句,绝对是上乘,通篇观之,则比较一般。整个《登池上楼》一诗,本来是写他自己的心境的,但多有雕琢,且几乎全篇对偶,如同唐人的排律。也许他想要表达的心境只是官场失意的郁闷,本来格调就不太高吧,若全篇与唐人韩愈贬官后所作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比较,则不啻天壤之别。与谢灵运同属宋代的诗人鲍照,在其《拟行路难》的第四首(泻水置平地)及第六首(对案不能食)中直抒胸臆,慷慨悲歌,使人感到是何等的“沉着痛快”(严羽论诗的类型有“沉着痛快”的一类)。相比之下,谢灵运写心情,与鲍照同样是天壤之别。如果那《登池上楼》作为谢灵运的代表作,与陆机的代表作《猛虎行》(渴不饮盗泉水)相比,其差距也实在太大了。不过无论怎么说,“池塘生春草”一类的句子,作为写景的诗句,还是绝对值得肯定的。
[1] 见《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第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