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小议

李白与杜甫，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现在的学术氛围是，一些人似乎在相互竞赛，看谁把两位大诗人评价得更高。我以为，在对李白杜甫做出了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有必要对他们的有些方面，做一些比较客观的冷静的分析，使人们对两位大诗人可以有更深入全面的了解。

比如，一般的观念，总是抓住李白诗中的“济苍生”，杜甫诗中的“致君尧舜上”这几个字眼，认定李杜二人一生都是心系天下苍生，全部心思都是努力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又认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重用他们，未对他们委以重任，这都是统治者的昏庸，社会的不公。的确，李白杜甫是空前绝后的大诗人，但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平常人。他们两个人，像当时其他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如何能做官。郭沫若在其《李白与杜甫》中关于李白就说过：“他想做官——说得冠冕一点，便是‘兼善天下’，很认真”。安旗在其所撰写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的《代前言》中说李白道：“他‘遍干诸侯’，‘历抵卿相’，满世界寻求政治出路”；到处托人，找关系，想要当官。杜甫也同样，一生都在谋求官职，直到垂暮之年，还在等待朝廷征召他。也不是说想当官是什么特别不好的念头，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把李白杜甫的人格想象得特别伟大。实际上，李白杜甫都当过官。杜甫在肃宗时当过左拾遗，经常就在皇帝身边。但并未见到他给皇帝提出过什么重要的有价值的建议，相反，却于安史之乱国家危急的时刻，在宫廷内外与他那些官员朋友们不断地饮酒作诗，互相唱和。李白在玄宗时曾任皇帝身边的翰林待诏，即文学侍从之臣。这时期他最著名的事情，就是奉皇帝之命，写了歌颂杨贵妃的《清平调词》三首。李白离开宫廷十年后，曾写过一首《妾薄命》（“汉帝重阿娇”），述说陈皇后（阿娇）最终被汉武帝抛弃之事。末尾二句感叹道：“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一书在此诗的“按语”中说：“太白供奉翰林期间，为文学侍从，不过以其艳辞丽句博取君王欢心而已，谓之‘以色事他人’，亦其宜矣。”把李白和皇帝身边的那些女性，归作了一类。显然，即便真让李白杜甫做了地位较高的官，他们也为国家作不了什么贡献。他们没有那样的政治才能，也并不真正具有的那样的志向。

李白杜甫最基本的身份是诗人，讨论李白杜甫，自然重点是说说他们的诗。

先从李白说起。提到李白的诗，人们都能想到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歌创作主张，想到他那些清新隽永的七言绝句，自然也能想到他的豪放。我最重视的是李白的豪，豪放、豪情。我认为，单凭那些绝句，是无法使李白得到在诗界珠峰一般高耸云天的地位的；“天然去雕饰”，也并不是李白全部诗歌的特色，李白的许多诗，也是华丽、豪华的。在成就李白上出力最大的，是豪气、豪情。这豪气、豪情，是一种天生的性格气质，是其他人难以学得来的。一般工具书解释“豪”为：气魄大，无拘束。其实，这六个字就能很好地解释李白许多代表作的基本特色。李白自然有作诗的技巧及广博的知识等必备的功底，但这个无拘束，就使他能够毫无顾忌地摆脱作诗的许多世俗的格律的束缚，让自己的激情自由地喷发。更重要的是这个气魄大，这是由李白的气质所决定的。我们可以看看他《关山月》中的“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也可以想想他《卢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中的“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种壮阔，显然不是一般的诗人所赶得上的。《将进酒》开头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前两句本来是表达对时间流逝的伤感的，但经李白这样浑身充满豪情的人一写，竟是一副无比豪壮的画面，即便到了后两句，读者依然能感受到一股豪气的回旋，而不会让人陷入情绪的低落。就是李白最为有名的《蜀道难》，再过一万年也无人写得出的《蜀道难》，若认真分析，其成功的最大的优势，内在的诀窍，也是李白的豪气。单单从词汇、比喻、夸张等细小处，显然是解释不了《蜀道难》的。前面说过，豪就是气魄大。李白的豪，李白的气魄，使他所写的蜀道，不只是艰难、险峻，而是充分体现出一个“雄”字。李白以雄健的笔力，展示出蜀道的雄奇、雄壮，大自然、祖国江山震慑人心的壮美。如果不是李白这特殊的气魄雄大的豪壮气质，单以杜甫、王维、白居易这些人的功力和才气，肯定是写不出李白式的《蜀道难》来的。

若细做分析，李白的豪气在不同的地方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产生出不同的效果。李白的许多名篇，基本上都是以它的豪气来震慑读者的心灵，获得它的成功的。以《将进酒》为例，通篇充溢着他惯常的豪气、豪情，单凭这一点，读者的心便全盘被李白所俘获，只剩下连连称赞的份儿，无法再容留得下任何别的情绪，别的思考。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稍微思考一下这首诗的内容，实际上不过就是鼓吹拼命喝酒，及时行乐；而且李白的鼓吹饮酒行乐，向来都把饮者的生活描绘得极其豪奢，甚至在道德上把及时行乐说得高尚无比。公平地说，这样的内容可以说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或者明确说是消极的。总之，李白是用他超凡的豪气，掩盖了他平庸的思想内容。关于李白诗的思想内容，古人早就有过微词；宋代的王安石就认为李白识见卑下，其诗中多是酒与女人。前面说过，豪的内容就是气魄大，但气魄大也可能成为狂傲。试看李白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一诗，这是他应诏入京时写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两句就出自这首诗。通篇诗洋洋自得的狂傲，实质上只显示了作者的不沉稳、浅薄。还有一点，李白诗中惯常的发狂一般的豪气，使得他的不少诗显得结构松散。比如他的名篇《梁甫吟》，明代学者朱谏在其《李诗辨疑》一书中对此诗评论道：“按《梁甫吟》辞意错乱而无序，用事或涉于妖妄，如吕望、郦食其等事，方言贫贱而遇明主，即继以雷公天鼓、玉女投壶，非惟上下文义之不相蒙，而又鄙俗无稽之可笑……此等繁乱错杂之辞，稍知文理者将羞道之。白之雄才高论，宁有是乎？”这首诗后半部分的确用典太多，而又十分杂乱。为了维护李白的声誉，朱谏将此诗定为伪作。

以下再来说说杜甫的诗。古代将杜甫尊为诗圣，其理由一个是杜甫的忠君，一个是其格律诗的巨大成就。现代人不大说杜甫的忠君了，但谈杜诗的人民性，实即杜诗中对普通民众生活疾苦的关怀。对这一点，无疑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现代人特别是当代人依然十分重视杜甫的格律诗，鄙人对这一点则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杜甫所写的格律诗比古体诗多得多，但杜甫诗歌中思想内容最好的那些诗，大部分都是古体诗，而非近体诗（格律诗）。杜甫有许多名篇，都是古体诗。例如，杜甫最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是写作比较自由的古体诗。杜甫也用尽心力写过一首一千字的排律，格律可谓严整，但没有任何人说过这首诗有什么价值。假如杜甫将《赴奉先县咏怀》也写成排律，在“朱门酒肉臭”的后面一句，先来找个表示颜色的字与“朱门”的“朱”配对偶，试想能成为今天所流传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撼人心的名句吗？许多诗都可以证明，杜甫在心中有强烈的思想感情要表达时，他写的都是古体诗，都写得酣畅淋漓，非常成功。著名的“三吏三别”，就全是古体诗。又比如那首《岁晏行》，写冬日里民众生活的疾苦，以最平常的语言形式，极少用典故，却推出了“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这样的警句。再说一点，格律诗有一个大忌，一个句子的末尾三个字，不能都是平声，这被称为“三平调”。杜甫这首总共只十几句的《岁晏行》中，竟有七个三平调，难道我们觉到了这七个句子读起来有什么缺陷吗？杜甫的五言古体《梦李白二首》，也是非常感人的诗篇；不顾忌那些格律，就容易写出极富感情时有名句迸出的诗篇。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倒是轻松的题材，但对每个人只用两三句诗，就把这些人潇洒可爱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诗非常成功。如要就格律说，这首诗句句押韵，而且有重韵，句末两次用了“天”字，两次用了“眠”字，三次用了“前”字。这些全都是犯忌的，而且犯得特别严重。足见杜甫许多诗篇的成功，恰是因为他没有受格律的束缚。

杜甫的格律诗数量那么大，但其中的好诗实在不多，思想内容有份量的更少。有一首绝句为“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现代人都说这首诗写得好，但古代就有人批评说：“此与儿童之属对何异？”属对就是古代的小孩子才上两年学，私塾老先生教他们的那些“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之类。批评者认为杜甫这首诗像小学童做拼凑对偶词语的功课一样。的确，对偶太工整了，甚至令人生厌。杜甫还有一首绝句为“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现在所有刚上小学的小孩子都会背这首诗。这首诗也对得太工整了，但这首诗所描绘的画面有些支离破碎，很难统一起来。杜甫最有名的格律诗就是他的《秋兴八首》，现在许多人像古人一样，把这八首诗捧上了天。其实古代就有学者指出这八首七律的一些瑕疵，古人卢世就认为其中两首太差，应该删去。单从艺术角度看，这八首诗就有一定的问题，这里就不细说这些了。若论八首诗的思想倾向，全是怀念他当初在朝廷做官追随在皇帝身边时超级荣耀的生活，怀念那个京城中的、甚至只是皇宫中的“盛唐”，实在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杜甫在肃宗身边作左拾遗，已是安史之乱时期，即便安史之乱以前的十年、二十年，唐王朝也早已是危机四伏、正酝酿着大祸乱的时期，还算什么“盛世”，还值得怀念、歌颂吗？

李白杜甫是非常伟大的诗人，但不必一定把他们包装成人格上、艺术上的绝对的完人。肯定二位许多优秀的好诗就行了，没有必要把他们的诗说得篇篇优秀。指出他们某些并不优秀的方面，并不影响他们作为中国古代最卓越的诗人的地位。如果李白杜甫今日还在人世，他们自己也未必坚持认为他们的人格绝对完美，他们的诗篇篇皆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