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荆轲》与《咏三良》

说到荆轲，陶渊明还有一首《咏荆轲》，是专写荆轲刺秦之事的。这首诗写得很成功，艺术上确是上流之作。袁行霈的书上有这样一段话：“前人多认为是刘裕篡晋后渊明思欲报仇之作。如刘刘履《选诗补注》曰：‘此靖节愤宋武弑夺之变，思欲为晋求得如荆轲者往报焉，故为是咏，观其首尾句意可见。’蒋薰评《陶渊明诗集》曰：‘摹写荆轲出燕入秦，悲壮淋漓。知寻阳之隐，未尝无意奇功，奈不逢会耳，先生心事逼露如此。’邱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曰：‘抑公尝报 [1] 诛刘裕之志，而荆轲事迹太险，不便明言以自拟也欤？’翁同龢曰：‘晋室既亡，自伤不能从死报仇，此《三良》《荆轲》诗之所以作也。’（清姚培谦《陶谢诗集》卷四眉批）霈案：此说无旁证，不可取。观渊明《述酒》等诗，其态度不至于如是之激烈也。此乃读《史记·刺客列传》及王粲等人咏荆轲诗，有感而作，可见渊明豪放一面。” [2] 袁行霈挑了几条认为陶渊明自己想去像荆轲一样为晋室报仇的言论，认为没有旁证。袁最后所讲自己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推测，同样没有什么证据。袁只是想淡化陶渊明忠君的一面而已。陶渊明这首诗极有可能写在晋宋易代之际，是有感而发，借颂扬荆轲，寄托自己忠于晋室、极度不满刘宋的思想态度。我觉得，陶渊明自然不可能准备自己去刺杀刘裕，但他会盼望出现一位荆轲一样的勇士，去除掉刘裕。上面提到的《拟古·其八》中的“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即可证明陶在晋宋易代之际极其坚定的立场以及激烈的态度。

我们还可以看看上面翁同龢提到的陶渊明的《咏三良》诗。这首诗所涉及的事情是，春秋时秦穆公死时，他的儿子康公按秦穆公的遗嘱，杀177人为他殉葬，其中有姓子车的三兄弟。《诗经》中有《黄鸟》一诗，对统治者的残暴甚为不满，哀悼三良（国家三个最优秀的人才）的屈死。《左传》和《史记·秦本纪》均记载了这件事，并对杀人殉葬予以谴责。司马迁评论说：“秦繆（穆）公广地益国，东服彊（强）晋，西霸戎夷，然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且先王崩，尚犹遗德垂法，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 [3] 秦穆公虽然用战争扩大了国土，但不能算是诸侯的盟主，是有原因的。以前的国王去世，都把他的美德和好的法律留给后世。但秦穆公没有留下这些好东西，却因殉葬夺去了百姓和国家良臣的生命。由此可知秦不能再征服东方的国家。《左传》的评论大意相同。后来的历史虽然秦始皇用武力灭了东方六国，但自己很快就灭亡了。现在来看陶渊明的《咏三良》全诗：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

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

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

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

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

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

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

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

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

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诗的开头说子车氏兄弟一心追求功名富贵，有幸来到秦穆公身边，经常陪伴君侧。成为君王心腹，也得享荣华富贵。下来说他们答应了秦穆公的要求：在穆公死后也陪伴他。关键是以下四句：“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君王的厚恩不能忘掉，君王的嘱命不能违背。站在墓穴边没有任何犹豫，为义献身正是他们三人的报负和追求。末尾四句好像为了与传统观念相接近，才表达了一些悲伤。

从《诗经·黄鸟》到《左传》再到《史记》，古代的中国人就此事一贯都是强烈谴责秦穆公野蛮地以人殉葬。但陶渊明的诗，显然意味大变。三良追求荣华富贵，得到君王信任，为其殉葬，成了理所应当。不仅是理所应当，而且是三人自觉自愿地为义献身。传统文化中，义是最高的道德范畴，最高的道德标准。在陶渊明看来，三良为义献身，无上光荣。这种精神，自然也就成了世人应该效仿的榜样。古代学者有人认为，陶渊明这首诗是在赞美不忍毒死晋恭帝而自尽身亡的张祎。即便陶的直接目的不是如此，只是就三良的事就事论事，也是在赞美忠臣，赞美绝对的忠君，以至把忠君当作最高的道德。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陶渊明坚定地忠于晋安帝晋恭帝，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