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绝对忠于晋室

桓玄以楚代晋时，他参加刘裕的阵营予以征讨；到刘裕要改变政权时，陶渊明已老了，没有能力去阻止了，但至少要表示对晋室皇帝的遭遇的深切同

情，对篡权者的无比憎恨。刘裕勒死了那个白痴晋安帝的时候，距他彻底代晋立宋还有两年，但陶渊明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在其《岁暮和张常侍》一诗中有所表示。诗曰：

    “市朝凄旧人，    骤骥感悲泉。

明旦非今日，      岁暮余何言！

素颜敛光润，      白发一已繁。

阔哉秦穆谈，      旅（膂）力岂未愆。

向夕长风起，      寒云没西山。

冽冽气遂严，      纷纷飞鸟还。

民生鲜常在，      矧伊愁苦缠。

屡阙（缺）清酤至，无以乐当年。

穷同靡悠虑，      憔悴由化迁。

抚己有深怀，      履运增慨然。”

这首诗写于418年十二月。袁行霈指出：此诗“全从‘暮’字入笔：一怨岁时之暮，二怨己年之暮，三怨晋室之暮。虚实反正，纷总交错。首四句即已铺开此三层，接下专就年暮而言，末四句又排除己身而归之于易代之慨。” [1] 第一句“凄旧人”三字中的“旧人”就包含着死去的晋安帝。三四句更慨叹朝代即将更换。关于第十三、十四两句，袁行霈解释说：“意谓人生本不长久，何况愁苦缠绕，更难免衰老也。民生：人生。鲜：少。矧伊：况此。” [2] 当时的人是否把人生也称为民生，我不清楚。我只知《古诗十九首》中几处有“人生”一语，如“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曹操的《短歌行》开头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用的也是“人生”。连同陶渊明自己诗中，也有“人生归有道”（《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人生无根蒂”（《杂诗十二首·其一》）的句子。看来袁行霈的说法难以令人赞同。查《辞源》，“民生”没有人生的含义。杜景华则另有一种解释，杜说：“《诗经·大雅·绵》：‘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笺曰：‘至大王而德亦盛，得其民心而生王业。’陶渊明诗称‘民生鲜常在’，正是反用《诗经》语，看来确实感愤已极。” [3] 陶渊明这句诗反用《诗经》语的观点，古代已有人说过，清人吴瞻泰编辑的《陶诗汇注》中已有这样的评论：“‘民生鲜常在’，翻用《诗》语，感愤之极。” [4] 《绵》这首诗是叙述古公亶父带领周人迁都于岐的事。开首两句“绵绵瓜瓞，民之初生”，瓜是大瓜，瓞（die）是小瓜，民是周人；总体是说，在周人部族的初期阶段，周人像瓜蔓上大大小小的瓜一样连绵不绝，不断发展。陶渊明的诗句把本不相连的“民”“生”两个字连缀在一起，以“民生”代表周部族、周王朝的不断延续、发展，虽略有牵强，但勉强可通。这样，“民生鲜常在”就是说，像周王朝那样长期延续、一度相当兴旺的情形，现在已难得存在了。至于笺注《诗经》的古人说的“至大王而德亦盛，得其民心而生王业”，是增加了许多字来解释，又显然是宣扬政治、道德教化，不必考虑。无论“民生鲜常在”这句诗具体怎样解释，陶渊明这首诗表现对晋安帝身亡的同情以至悲愤，是现在的学者们也都公认的。比如郭建平就认为，这首诗反映了陶渊明和张常侍两人私下的密谈，“这些话虽含蓄，却明显很悲凄，很愤愤不平，可体会出二人谈话时由悲凄下泪，到捶胸顿足，恨不能去报仇雪恨。” [5]

421年，已为宋武帝的刘裕杀死已废为零陵王的晋恭帝司马德文。起初是派张祎用毒酒毒死司马德文，但张祎不忍心弑君，自己喝毒酒自杀。刘裕二次派兵士去，司马德文不肯喝毒酒，后来被用被子捂住窒息而死。因此事，陶渊明写了《述酒》一诗。这首诗写得极其晦涩，实际上写的是司马德文之死。许多学者的研究，一致是这样的观点。诗中“流泪抱中叹”等句子，明显是对晋恭帝遭遇的深切的同情。清人张谐之的《陶元亮述酒诗解》中就说：“陶公自以先世为晋辅，耻复屈身后代。自刘宋王业渐隆，不复肯仕，而以酒自晦。至是痛晋祚之亡，君父之变，遂以《述酒》名篇，而与《饮酒》《止酒》诸作三致意焉。读者详稽时事，以意逆志，则知陶公之心，日月争光，而其情亦足悲已。” [6] 元代的李公焕也引用别人的话道：“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 [7] 实际上，陶渊明自己也是一直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的，甚至是以伯夷叔齐自许的。陶渊明五十六岁时写的《拟古》中的第八首，开头就是：“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陶渊明年轻时事实上并没有“抚剑独行游”以至于张掖与幽州，这几句不过写自己心中的壮志而已。但后面两句明显是写自己的心志。陶五十六岁那年刘裕已建立宋朝，陶要“饥食首阳薇”，效法伯夷叔齐宁可饿死不食周粟，要效法在易水边高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刺杀暴虐的秦始皇。陶渊明虽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样的行动，但这样忠君的心志确确实实是有的，古人说陶渊明忠君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