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不仕二姓

长期以来世人公认的陶渊明形象，就是一个隐士，一个十分优雅的隐士，一个绝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坚决拒绝做官的隐士。而实际上，陶渊明自己曾多次出仕，多次求人做官。此处不说这些了。现在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做官的都是坏人？是不是当隐士的人都是特别高尚的人？的确，一般的印象官场污浊，许多官员贪腐，好人很少。但并不能认定去做官就是去当坏人。皇帝是最大的官，我们现在还说一部分皇帝是非常好的皇帝。就是文人里，屈原、韩愈、苏轼等不少人都当过官，屈原的官还相当大，世人并没有认为他们就是坏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官做得很大，自称“位极人臣”，人们也不会说其是坏人。看来，去做官，完全也可以做比较好的官，至少是相对好一些的官。隐士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往往是崇高而又圣洁，他们在深山中种地，远离尘世，更远离污浊的官场。但这样圣洁的隐士实实数量有限，且多是一些传说。现实生活中的隐士，有的半官半隐，有的以隐居为手段，抬高身价，谋求高官。鲁迅的《隐士》一文中就提到：“唐末有一位诗人左偃，自述他悲惨的境遇道：‘谋隐谋官两无成’，是用七个字道破了所谓‘隐’的秘密的。” [1] 他的“谋官”是直接求官，“谋隐”是间接求官。“终南捷径”这个成语的实质内容，对普通人也不是什么秘密。许多隐士，是和政界的官员们保持着密切的交往，是串通在一起的。切不要以为某人挂了几天“隐士”的牌子，我们就真认为他高尚得不得了。特别高尚圣洁的隐士，往往是人们着力塑造出来的，陶渊明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我没有说陶渊明是一个怎么不好的人，但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完人、圣人；陶渊明在一些方面是比较优秀的人，在有的方面也是普通的人，甚至也有平庸的气息。即就是按照一些人以隐士为高的标准看，陶渊明也曾几次出仕，也便几次成为人格水平不高的人。

在古代，陶渊明人格之所以特别伟大，还因为他是一个忠君的典型。在古代学者对陶渊明的总体评论中，在他们对陶渊明一些诗文的具体解说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形，多得我们已无法举例，不必举例。这些说法有的有些牵强，有些则是完全有根据的。在现代社会里，以忠君为高尚，显然已成陈腐的观念。于是，现在的一些学者，则往往辩解说，陶渊明并没有那样地忠君，以此来维护陶渊明的人格形象。古代学者说陶渊明忠君，现代学者说陶渊明没有忠君，目的都是一样的，证明陶渊明人格的伟大。

古来所讲陶渊明的忠君，标准的说法是“耻事二姓”。具体来说，晋的皇帝是姓司马的（司马炎建立了晋），晋以后宋的皇帝是姓刘的（刘裕建立了宋）；陶渊明在晋时可以出仕，到宋时坚决不出仕，这就是耻事二性，就是忠。在古代，做官的人不事二性，就像一女不嫁二男一样，是他们最基础的节操，也是他们最高的道德。其实，不仅古代的人认为陶渊明忠君，现代学者陈寅恪也认为陶渊明是忠君的。陈在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如《咏荆轲》诗之慷慨激昂及《读山海经》诗精卫刑天之句情见乎词，则又颇近叔夜之亢直矣。总之，渊明政治上之主张，沈约《宋书·渊明传》所谓‘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异代，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肯复仕’，最为可信。与嵇康之为曹魏国姻，因而反抗司马氏者，正复相同。” [2] 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所以坚决反对司马氏篡权；陶渊明以其曾祖为东晋级别特别高的官员，也不肯转仕刘宋。这个推理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咏荆轲》等诗，明显地表现出陶渊明是忠于晋室的皇帝的；这样的推论，是现在的人也无法驳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