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忠高于孝

现在的人为了替陶渊明辩护，往往只是从情理上推论陶渊明没有忠君的必要。例如袁行霈在其《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一文中说：“说陶渊明忠于晋室，究竟是忠于哪个皇帝呢？又有哪个皇帝值得去尽忠呢？是任凭弟弟和侄子乱政的孝武帝呢，还是白痴安帝呢？或者是只当了一年皇帝就毫无反抗欣然让位于刘裕的恭帝呢？不是连恭帝自己都说晋早已名存实亡了吗？或说陶渊明因为曾祖是晋世宰辅，所以就必忠于晋朝，这也不能成立。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然是晋之宰辅，但他的野心人人皆知，陶渊明不会不明白。怎么会因此而必忠于晋呢？如果他因曾祖之功得到荫封，或许有这种可能，但情况并非如此。在那个乱世里，他能独善其身，就不容易了，难道还有义务和能力去保那个白痴安帝和他的傻弟弟吗？何况，晋的天下是怎样得来的？魏的天下又是怎样得来的？不都是篡来的吗？陶渊明不是那种愚忠的人，鲁迅的话有道理。” [1] 袁行霈说了这么多，实质上不过是假设道，如果是我们一个当代人处在陶渊明的地位，肯定不会去忠于晋室的皇帝。只可惜陶渊明不是我们今天的人，他不会按照我们今天的观念去想问题。古代那些愚忠的人，难道还需要什么在今天的人看来充足的理由吗？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是愚忠，不会认为他们的忠君是错误的。我们上面提到的魏晋之际的嵇康，他因反对司马氏欲图篡魏，被司马昭借故杀死。及至嵇康的儿子嵇绍长大成人，已进入晋朝；他在晋惠帝时出任侍中的官职，一次为了保卫晋惠帝，竟甘愿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个晋惠帝，就是那个建议让没饭吃的灾民去喝肉汤的人物，一个昏庸得近乎白痴的人。古代人的忠君观念，从来不需要任何别的理由；只要是皇帝，就必须效忠。陶渊明效忠晋室皇帝，是完全很自然的事情。

要知道，在古代，忠君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正确，甚至是唯一一项最重要的政治正确。这不仅是政治正确，还是道德的崇高。古代的伦理最重视的就是忠与孝，而忠向来是更高于孝的。陶渊明本来是很想建功立业的，但他这个人又很重视道德，重视自己的声名，甚至自己身后的名誉。是的，诚如袁行霈所言，陶渊明十二岁的时候，就是那个只知饮酒享乐的昏庸的晋孝武帝开始执政；到陶三十三岁时，便是那个白痴晋安帝上位，而且他当傀儡一直当了二十二年，基本上就到了东晋的灭亡。陶渊明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两个昏君、白痴的时期度过的。安帝自当上皇帝，东晋就一直在混乱中。朝廷依然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这两个佞臣掌握着朝政，而地方上的重要官员、实即军阀则一再兴兵讨伐司马道子父子，战乱不止。陶渊明二次出仕所跟从的桓玄，就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军阀。杜景华说，“陶渊明这次出仕在桓玄幕府为佐僚，是对桓反对司马道子父子专横无道表示支持的……他作为晋室功臣陶侃的后代，本能地维护朝廷是无可置疑的”。 [2] 前一句话显示陶渊明站在正义的一方，后一句话维护朝廷也就是维护皇帝，在古代更是绝对正义的。其实这个桓玄在战乱中不断消灭别的军阀，扩大自己的地盘；最后攻入京城建康，改晋为楚，自己当起了皇帝。桓玄代晋自立时，陶渊明因母亲去世而丁忧在家，避免了一次尴尬的处境。桓玄一当皇帝，刘裕等军阀就起兵反对。这时陶渊明守孝三年未满，又积极参加了刘裕的幕府，以实际行动表示了对篡晋的桓玄的反对。按照李长之的说法，桓玄有些文才，也喜欢文人，陶渊明在桓玄与刘裕之间，是倾向于桓玄的；但在拥护晋安帝这个白痴的所谓大是大非问题上，陶渊明立刻倒向了大老粗出身的刘裕。古代人所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晋安帝被废黜，陶渊明立即挺身而出，以行动表明立场。这时他为母亲守孝还未期满，显然他认为皇帝的事大于父母的事，忠高于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