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嗜酒

就陶渊明的情形来说，即便后世人有所发挥，总体说来还是有陶渊明自己疯狂饮酒的事实为基础的。前面我们说到过，陶渊明的许多诗里都讲到喝酒，其《拟挽歌辞》里说他临死之际还会痛惜“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古代的人就已说陶渊明的诗是“篇篇有酒”，当然事实上不可能真的篇篇有酒，只要一半的诗里有酒，已就够人厌烦的了。

名士们为什么都要拼命地喝酒，喝酒实质上不过是及时行乐而已。拼命地喝酒，就是疯狂地及时行乐；疯狂地及时行乐，则可以算是名士们相当高贵的一个品质，这就是旷达。魏晋时期的名士，都喜欢标榜旷达，也就是什么事都想得开，对人世的什么都不在乎。对名士来说，人世间最有价值的东西，只剩下一个，就是自己的快乐，特别是今天的快乐。名士们几乎天天喝酒，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绝对想得开，自己活得很快乐。当然，像阮籍、陶渊明这些人，除饮酒之外还会做些事情，比如写写诗文，对社会生活也会有自己的态度；但他们之大肆饮酒，无疑是表示自己的旷达。阮籍的饮酒，人们还有一种辩解，即他是以终日醉酒来避祸。不过避祸这一点，对陶渊明绝对用不上；陶渊明远离朝廷，并不在国家政治斗争的漩涡，根本没有避祸的问题。

名士往往还有一种品质，就是清高，陶渊明自然也有其清高。陶后半生二十二年拒不出仕，自然就是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清高。还有一件不愿见江州刺史王弘的事，也被人们认作陶的清高的典型事例。先说王弘这个人，王弘是东晋初建时代的重臣王导的曾孙。当初人称“王与马，治天下”，王导对东晋的建立与相对稳固是有重大功绩的。王弘“年轻时曾以清恬知名，后来在刘裕麾下做参军” [1] ，与刘裕的关系比较密切。刘裕掌握朝廷大权后，王弘得到重用。江州是东晋很重要的州，王弘任江州刺史，自然是刘裕对他的重视。“王弘任江州刺史后，‘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宋书·王弘传》），说明他确实很想有些作为，也并不是一个昏聩之官。” [2] 现在来看王弘求见陶渊明的记载，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说：“江州刺史王弘欲识之，不能致也。渊明尝往庐山，弘命渊明故人庞通之赍酒具，于半道栗里之间邀之。渊明有脚疾，使一门生二儿舁篮舆；既至，欣然便共饮酌。俄顷弘至，亦无迕也。” [3] 王弘想见一见陶渊明的面，被拒绝，没有办法达到目的。后来让陶的朋友庞通之带上酒菜，在陶渊明去庐山的半路上截住陶，邀陶一起喝酒。他们正喝酒时，王弘走来相见。陶渊明也没有不愉快的表示，没有拒绝王弘，接下来自然就是几个人在一起痛饮了。这段记述说陶最初好像多次拒绝王弘的求见，但半道碰见时，又不拒绝了。这是为了喝酒的快乐而忘记了对王弘的不喜欢，还是既见面不好意思当面拒绝，说不清。《晋书·陶潜传》则说得更细一些：“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闲，幸非洁志慕声，岂敢以王公纡轸为荣邪！夫谬以不贤，此刘公干所以招谤君子，其罪不细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当往庐山，乃遣其故人庞通之等赍酒，先于半道要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与相见，遂欢宴穷日。” [4] 王弘亲自到陶渊明家门口求见，被陶拒绝。事后陶渊明又很后悔，认为自己不敢以让高官吃闭门羹为自己的光荣；如果自己也像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字公干）那样因不谨慎而得罪高贵的人，也惹旁人批评，那可就是不小的罪过了。由于陶渊明有这样的思想转变，后来半道遇见王弘时，就非常愉快地“欢宴穷日”。据记载陶与王弘后来还常有交往，王弘不时给陶渊明送些酒一类的东西。于此事可注意几点。一个是，陶渊明在世时就是名士，就是很有名望的人。连同王弘这样有地位的人都想见他与他交往，以至“甚钦迟之”，非常敬仰他。所以，千万不可把他当成可怜的穷老头。再一点，陶有性格耿介、自视清高的一面，但一个具体的人的任何一种优点，都不必把它绝对化。这件事即显示陶渊明非常圆融、随和的一面。还有一点，千万不可把某位特殊的大人物对其他人的好恶，当成判断其他人的好坏的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标准。比如，王弘是什么人，史载他在江州的施政，明显是有政绩的，难道仅仅因为他追随过刘裕，他就成为坏人了吗？陶渊明起初拒不接见他，绝不能成为他是坏人的证据。要知道，那些大名人，比如此处的陶渊明，他自己的优点与缺点，还须我们认真分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