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们之饮酒

仅仅这种高贵优雅，还不足以成为那个时代的名士；要算是名士，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饮酒，尽情地不顾一切地饮酒。竹林七贤之一阮籍，就曾疯狂地饮酒，经常整日处于昏醉之中。那个刘伶，其酗酒更是古今无人能够超越。《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鹿车”，《词源》解释是“用人力推挽的小车”，即用人来推或者拉的小车，也许有时既推又拉吧。我们的大名士刘先生，坐在小车上，让仆人推着或拉着。带着一壶酒，随行随喝。又令一仆人，扛着一个挖土的锹跟随着，按照刘先生的吩咐，准备刘伶随时死了，就地挖坑埋葬。这就是那个时代名士们的风流。这些最疯狂的人多是魏晋易代前后的人，陶渊明已至东晋后期，已不可能再有那些荒诞的行为，但只就饮酒来说，仍是名士的基本科目。

陶渊明有一篇非常著名的《五柳先生传》，人们都认为其中写的就是陶渊明自己。文章很短，但还是谈到了饮酒。文中说：五柳先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尽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亲友备酒招待他，他去了便一定要尽情地喝个醺醺大醉，酒喝完了就离开，也不在乎什么礼节，也不说声谢谢。这里所描绘的就是标准的名士。魏晋的名士，一个重要的口号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指社会生活、社会交往的一些礼俗要求，自然指人的本性之自然。儒家对人们的各种行为的一些礼俗要求，后来也有形式化及过度的地方，但魏晋的新派人物则反名教走入极端，一切听任人的自然本性为所欲为，任何礼俗都不讲。那时的人们，都是以此为风流。这一段文字中的五柳先生（实即陶渊明），唯一的追求就是饮酒，这就是他的自然本性。只要有人叫我喝酒，我就去，去了就不顾一切地喝，喝饱了扭身就走，谁也不理。这一段描述，不仅陶渊明自己认为精彩、风流，后世的人们也一致认为精彩、风流；一片声呼叫：高，高，高！

《晋书·陶潜传》中说：“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返……其亲朋好事，或载酒肴而往，潜亦无所辞焉，每一醉，则大适，融然。” [1] 有时朋友邀请他到别人的酒席去喝酒，他连主人都不认识，也丝毫不觉得有什么不方便，高兴地跑去；喝得醉醺醺的，便回家。其亲朋好友带着酒菜，他更不推辞，直到喝得大醉，便感到舒服无限。最早编《陶渊明集》的萧统，也写有《陶渊明传》，此传中提到：“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尝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复还著之。” [2] 每次喝酒，都得喝醉才满足。“我醉欲眠，卿可去”已成为典故，宋代辛弃疾的词里就有这句话。可以注意萧统所说的“其真率如此”一语，这个真率正是后世人至今所推崇的陶渊明的风流的一个重要内容。真率就是天真，像一个儿童一样心地单纯，有什么想法就毫无顾忌地表示出来。真率自然就让人联想到天真，与天真紧密相连的就是无邪，以至有些可爱。真率一般说显然是优点，但任何事物都应有一定的限度，陶渊明的真率，也多少有些出格的嫌疑。且看后面所说的一件事情。郡里一位官员来看望他，正逢陶渊明家中酿的酒成熟，他便把自己的头巾取下来，过滤泡沫浮渣，过滤后，又将头巾戴在头上。这个故事，也是为了表现陶渊明的真率；因为急于要喝酒，就急不可待地抓住头巾来滤酒。这件事后来也成了一个典故，后人诗文中常有提及。名人的许多行为，后世人都会津津乐道的。不过想想这件事，既然在自己家中，则应有过滤酒的器物，陶渊明却要拿自己的头巾来滤酒，我不知干净不干净？头巾平时是贴着头发头皮的，难道能没有些油腻污垢？刚滤完酒的头巾，又戴在头上，不知有没有一些不舒服？我有时甚至有些怀疑，这个故事是不是后世的人编造出来的？关于各类名人，世人历来会有一些善意的塑造，有的好心人或者好事人，会尽量设法把他们往更伟大的方向去说，往更有特色的方向去说。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