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晋惠帝

鲁迅虽说过陶渊明饿得求乞的话，但他在其《隐士》一文中，也说过如下一段话：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哪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 [1]

显然，鲁迅这一段话比说陶渊明乞讨的那一段更郑重，更认真，他的这一篇小文章，是专门研究隐士的。不用再多说了，我们只要稍微多想一想，就不可能相信陶渊明经常挨冻挨饿、饥寒交迫的说法了。

宋代的大文豪苏轼，在看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的序之后，写下了一段感想，后来加题目为《书渊明归去来序》，其文字曰：

“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辞》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耶！马后宫人见大练，反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聊为好事者一笑。” [2]

陶渊明的文章中是“缾无储粟”，苏轼转引为“瓶无储粟”，查工具书，“缾”即“瓶”，为同一个字。工具书解释说古代的瓶是小口大腹的汲水器，也来盛酒；多是陶器，也有金属的。贵州本解释说：“缾：口小腹大的陶器皿。” [3] 袁行霈为了反驳苏轼，为陶渊明辩护，将“缾”另行解释，不可靠。贵州本的解释可靠些。我的家乡古来人们家中有装面粉的陶器，家乡人称之为瓦瓮，大约能装四十斤面粉吧。其壁不到一公分厚，从来不用其来装粮食。粮食少时用瓮装，瓷质，壁厚二公分，能装二百多斤；更多的粮食用囤来装，可装几千上万斤。陶渊明说的不是米、面，而是粟，未加工的粮食。陶器脆弱，只能存少量东西。陶渊明在陶缾里看粟，的确有些奇怪。家中真有粟，也不会存在缾中。苏轼说陶渊明和晋惠帝差不多；晋惠帝在臣子汇报说民间老百姓没饭吃时说：“他们为什么不去喝肉汤呢？”这个昏庸半傻的皇帝高高在上，根本不知道普通人是怎样生活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中还有苏轼对陶渊明的几段评论，总体上苏轼对陶渊明是很尊重的，可能是看到“缾无储粟”的话，觉得有点可笑。苏轼这段话半庄半谐，事实上以陶渊明的地位，也不可能与老百姓隔膜得到了晋惠帝的水平。但陶渊明对家中事常委托仆人经管，自己不熟悉，应是事实。我想，陶渊明写这句话时，由于他总喜欢说自己如何的穷（隐含着社会的不公与自己的高洁），又由于文学手笔的习惯带有夸张，所以就写成了这个样子。按说，这一类内容本应该写得实在一些，不应夸张；如带上了夸张，闹得虚虚实实，别人怎么来相信你呢？

陶渊明本来的身份是地主，但不是大地主，没有大地主那样的富裕阔绰，与唐代的诗人王维是没有办法比的。陶只是个一般的地主，他又不认真经营，甚至根本不直接去经管，家境比较一般，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到了他人生的后期，估计家庭经济状况还会下降一些。俗语说：“穷生五子富，富生五子穷。”穷人家有五个儿子，个个努力苦干，人多力量强，家庭会变富；富人家有五个儿子，如果都懒得不想出力气劳动，再加上以后要分家，肯定就显得穷了。陶渊明的五个儿子，我们只知道读书不行，若要让他们出大力去劳动，估计也是不可能的。陶渊明五十一岁时写的《与子俨等疏》中对儿子们说道：“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当时陶渊明担心自己活不久了，想到儿子经常打柴挑水，心中非常不忍，对于什么时候可以让儿子免去这些劳动，他心中真是念念不忘。打柴挑水的活他都不想让自己的儿子干，他能舍得让儿子去田里干庄稼活吗？这样五个儿子，最后家境变衰，也是自然的事情。在这篇文字中，陶渊明还嘱托儿子们，将来不要分家，要像那些大家族一样生活在一起。要维持大家庭，必须比较富裕一些；穷下来的大家庭，自然只得分开。直至陶渊明去世前，没有说过儿子们分家之事，估计事实上没有分家。而没有分家，可以证明陶家境况还可以，没有怎么样的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