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评杜甫的律诗

关于杜甫的忠君，属于政治正确的问题，后世几乎无人反驳。但对杜诗的艺术成就，后世也还是有人提出批评的。在以前的论述中，我已经引用过一些很有份量的批评，现在再略提几例。针对元稹过分推崇杜甫的排律，宋末元初的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的第十首写道：“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 [1] 微之是元稹的字，碔砆是一种似玉的美石。元好问认为，排比铺张只是写诗的一种方式而已，元稹只就排律来论杜甫的诗，局限性太大；杜甫本来有很好的诗，为什么元稹却把似玉的好看的石头当成了真正的玉呢。元好问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杜甫真正的好诗并不是排律。贺贻孙也曾指出：“微之称少陵诗‘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太白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乐天亦谓子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过于李白’。夫李以天分独胜，而杜则天工人巧俱绝，欲推杜于李上，宁患无说，乃独推其‘排比声韵’、‘覼缕格律’，何耶？以声韵格律论诗，已近于学究矣，况‘排比’、‘覼缕’，俗学所病。苟无雄浑豪迈之气行于其间，虽千言数百，何益于短长？以此压太白，恐太白不服也。” [2] “覼（luo）缕”,意为详细地陈述，大体也是铺陈之意。贺贻孙也很推崇杜甫，但他认为，以声韵格律方面来夸耀杜甫，是大错特错。他认为这样的评论，已沦为腐朽无聊的老学究了。

古代学者柴绍炳曾专论杜甫的七律，他列举了杜甫四十多首优秀的七律的篇名之后说：“其他率尔成篇，漫然属句，予尝览而摘之。中有近鄙浅者，如‘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有近轻遬者，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有近濡滑者，如‘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即醺人’；有近纤巧者，如‘侵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有近粗硬者，如‘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有近酸腐者，如‘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有近平钝者，如‘锈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有近径露者，如‘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有近沾滞者，如‘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凡此皆杜律之病，瑕瑜固不相掩，正在学者之善择耳。” [3] 也许有的句子我们以为不算什么大毛病，但肯定有许多有问题的句子柴绍炳并未提到。胡应麟曾说：“杜语太拙太粗者，人所共知。” [4] 这类观点，此处不再提了。

有些学者的评论涉及内容。潘德舆说：“杜诗亦多应酬之作……既无精义，而健羡荣华，悲嗟穷老，篇篇一律，有何特殊！” [5] 卢世也说，杜诗中一些“应酬之作，颇有谀气……即谓子美苦心涉世可，即谓子美玩世不恭亦可。” [6] 这里涉及杜甫之做人的问题了。就作诗之态度方面，陆时雍指出：“子美之病，在于好奇。作意好奇，则与天然之致远矣。五七言古，穷工极巧，谓无遗恨。细观之，觉几回不得自在。” [7] “与天然之致远矣”，这种态度与风格，恰与李白相反。即便是古体诗，也穷工极巧，有时显得不自然。

关于杜甫之“晚节渐于诗律细”，究竟细到什么程度，朱尊彝指出：别人做诗只分出平仄，而杜甫则不仅如此，“至于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声，少陵必隔别用之，莫有叠出者，他人不尔也。” [8] 就是说，上句在句末用仄声字，杜甫还分上、去、入三声，不会出现重叠使用的情形。朱尊彝与一位朋友认真检视杜甫的七律，仅仅只有八首例外。杜甫正是要在这里显示自己的高水平。关于唐代的七言律诗，钱良择有一段话值得注意：“昔人谓七言律诗莫工于晚唐。然自此作者愈多，诗道日坏。大抵组织工巧，风韵流丽，滑熟轻艳，千手雷同；若以义求之，其中竟无所有。世遂有‘开口便是七言律诗，其人可知矣’之诮。” [9] 晚唐的七言律诗落到这样的境地，与这种诗体本身的缺点有关。初唐这种诗体产生之时，本来就是在朝廷里歌功颂德、上流社会相互应酬的产物。后来唐代的中期，实际上直至宋代与明清，七律都有一些好诗，但这种诗体太重平仄对偶等形式要求的弊病，则是始终存在的。即便是杜甫，这种弊病并未幸免。近些年中国社会的格律诗热，实在应该降降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