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极重格律

杜甫看重六朝诗人，毫无疑问看重的是他们的格律音韵对偶以及华丽的语辞。就在这组诗的第五首中，杜甫还谈自己的观点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有注者说杜甫的重点在“不薄今人”一边，我们也可以看出，后面的“清辞丽句”正是属于今人的。而这“‘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近代作家。” [1]

杜甫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为了把诗写得特别好，超越一切人，他狠下功夫，近乎拼命。他有两句诗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2] 这两句诗是广泛流传的名句，许多人是赞赏杜甫的这种精神的，但我总觉得杜甫有点极端。各类艺术家中真的有这样的人，但我认为大可不必。单纯为了惊人，这样的目的也未必算得上高尚。杜甫在《解闷十二首》其七中还说他“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写了诗反复改，以求止于至善；非常自觉地学习阴铿、何逊，像他们一样地下苦功夫。他在诗的格律方面的确有不小的成就，他自己说“晚年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律中鬼神惊”（《敬赠郑谏议十韵》）。显然，杜甫对这一方面是很满意，很自豪的。但是，无论杜甫在格律诗方面下了多么大的功夫，有何等超人的造诣，他的最有价值的诗，还是在古体诗方面。这一点，想来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观点。

杜甫对他的儿子的写诗，也进行了认真的辅导，寄予甚高的期望。他在一首《宗武生日》的诗中告戒儿子，要“熟精文选理”， [3] 就是要熟读、精研《昭明文选》，从中学精彩的句子，掌握大量的典故。在《又示宗武》一诗中，又说他儿子已经“觅句新知律，摊书解满床”。 [4] 追寻好句子，新懂得了格律的诀窍；为写出好诗句，满床摆放的都是书籍。可惜，虽有杜甫这样高明的老师做指导，他的儿子仍然没有成为诗人。可见，格律、典故，满脑子的书本知识，并不是写出好诗的最重要的条件。

杜甫是最重格律的人，自然包括平仄。在他的《春日梓州登楼二首》其一中有两句诗，值得我们欣赏。诗曰：“身无却少壮，迹有但羁栖。” [5] 我们这些普通人，自然看不懂。古代学者汪瑗有解释：“本谓身却无少壮，迹但有羁栖，因倒一字以协律，翻句奇而不腐。”本来是说“身却无少壮”，为了平仄，硬是颠倒过来写成“身无却少壮”，谁也读不懂，不知“身无”是无什么。但专家说，这样颠倒，是“奇而不腐”，不但没有写糟，反而显得更妙。我真不知要是别的一个无名气的人把诗写成这个样子，专家们又会是怎样的评论。这样为了平仄而将诗写得蹩脚至极的例子，在杜甫的诗中绝不可能只这一例。这里只提着一例，是因为，我看杜甫的全集是非常粗的，看注释则更少，而且一个字在古代的平仄我更搞不准确。我们只凭类推，就可知为平仄而扭曲诗句该有多少。

关于对偶，我的感觉是，杜甫有的诗句，为了对偶，把不相干的事连在了一起。比如《夔府书怀四十韵》的开头两句：“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 [6] 杜甫拒绝担任河西尉，比安禄山在河北省造反还稍早一些，但两件事没有因果关系，或者说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关系。接下来的句子是“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也说的是杜甫自己，与安禄山造反无关。那么这一句“初兴蓟北师”，显然是为了与前一句对仗工整而凑出来的。再如《巴西闻收京，送班司马入京二首》其二的开头：“群盗至今日，先朝忝从臣。” [7] 古人黄生认为这也是对句，是以“先朝”对“今日”，以“群盗”对“从臣”，对字不对句，属参差对。但两句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至今战乱未息与杜甫从前在皇帝身边当过左拾遗是不相干的两回事。为了对偶，诗人们可以将两句没关系的事扯在一起。有的诗句为了对偶，则硬造词语。在《楼上》一诗中，有这样两句：“皇舆三极北，身事五湖南。” [8] 下句说他自己在洞庭湖之南，洞庭湖属五湖之一，这样说也讲得过去。上句的“皇舆”代指国君、京都，勉强可通。最大的问题是“三极北”，仇兆鳌的解释是：“地有四极，皇舆在东西南之北，故云三极。” [9] 事实上，京都并不在大地的最北边，也不在中国（唐朝）领土的最北边，皇帝更不可能固定在国土的最北边。杜甫的《秋兴八首》中说他《每依北斗望京华》，那北斗是指方向，能讲通。这里把皇帝说成在三极之北的北极，则实在牵强。总之，这个“三极北”，是为了与“五湖南”对偶而生造出来的生硬难解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