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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文风与诗风

(2022-06-13 19:2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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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

文风

诗风

杜甫

       唐代的文风与诗风

唐代的诗与文,诗风与文风,是密切相关的。了解一些唐朝文章的情形,自然有助于了解唐朝诗歌的情形。于此看一段范文澜的介绍:“唐朝一切应用文字,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近体文,即所谓四六文。这是南朝遗留下来靡丽的文风,特别是庾信,对北方文士影响尤大。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又说‘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风气所趋,虽然雄卓如唐太宗也不能违反已成的趋势。自从唐太宗亲自提倡以后,四六在应用文方面,地位更加巩固,文士不能作四六,即无仕进的可能,在仕途上四六比诗更含有重要性,唐文士无不专力作诗,不待言,四六的盛况更可以想见。” [1] 骈体文的特点就是讲究对偶和声律,在南北朝时的南方特别兴盛。在唐代甚为流行的四六文,就是骈体文的一种,特别喜欢上四下六的句子,再用一个上四下六来互为对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记》就是这种文体。要命的是一切应用文,法庭的判决书和普通人的书信,都写成了四六文。四六文和格律诗的特点是完全相通的,四六文的特点,就是格律诗的特点。“作四六文的要诀,全在编排古语,广泛搜罗故事和成语,预先做成各种对偶,以便随时应用。要做四六文必须多读群书,还必须记得完全确实,梁陈时四六文体的创始人徐陵庾信,都曾做过抄撰学士,积累起丰富的材料。唐初称为四杰的四六文家,如骆宾王以‘汉家离宫三十六’对‘秦地重关一百二’,这自然是平时早有准备,并非临文偶得。又如晚唐温庭筠以‘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书’,对李商隐的‘远比赵公,三十六年宰辅’。这自然也是平时早有准备,应用时略作改变。作近体文与近体诗的文士,无时无地不在留意对偶的搜集。” [2] 唐时文人大量读书,不只是凑对偶,还要积累材料,作为典故来用。范文澜说:“《文心雕龙·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做诗文没有先积累足够的故事,根本就做不成诗文,在印刷术未曾通行的时候,要熟读大量古籍,非国家长期安宁不可,唐前期恰恰是一个长期安宁的时期,有些士人博见强记,使用事类表现惊人的丰富。同时,类书的编辑,唐朝最为发达,传世的大部类书,有《艺文类聚》一百卷,《北堂书鈔》一百六十卷,《初学记》三十卷,白氏《六帖》三十卷。《艺文类聚》唐高祖时欧阳询等奉敕编,书分四十八类,类中又分门目,每事每物,注明出处。《北堂书鈔》唐初虞世南撰,书分八百零一类。《初学记》唐玄宗时徐坚等奉敕撰,书分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子目。白氏《六帖》,又名白氏《经史事类六帖》。白居易在书斋中置陶瓶数十个,瓶上各题门目,命门生采集事类投瓶中,倒出后钞录成书,因此所记时代多无次序。士人读这些大部类书,搜集资料的时间,得以节省,有些文士幼年便能作文,大抵依靠类书的帮助。唐高宗时李善注《文选》成书,李善注极其精博,成为士人必读的宝书,杜甫教子诗里有‘诗是吾家事’,……‘精熟《文选》理’等句,说明杜甫作诗的要诀是从《文选》中熟习文理,同时也熟悉《文选》注提供的丰富资料。唐文士家家有《文选》,像李德裕自称家不蓄《文选》,那是绝少的例外。还有一种称为《兔园策》的类书,是村塾里小学生的读本,流行极广。五代时冯道退朝,有朝官走在后面,讥笑他说,他要是走快了,一定会掉下《兔园策》来。冯道责备讥笑者说,《兔园策》都是名儒所集,我能背诵它。你们只学科场文辞,便算是举业,借此窃取公卿高位,未免太浅狭了吧!从读书破万卷到背诵《兔园策》,学历相差悬殊,对偶在文学中的重要却由此可见。 [3] 冯道笑别人,别人笑冯道,相互之间,大约也就是个半斤八两。唐时编撰了那么多类书,分类分到几百种之多,不只是对偶,也为了引用典故。写诗文遇到任何人、事、景物,都可以和现成的典故联系起来;一使用典故,就显得作者知识丰富,作品高贵不凡。杜甫读书破万卷,不仅是学文辞,也是在积累超级丰富的典故,以供写诗之际随时使用。整个唐代的士人都是如此为写作做准备的,在这样的时代里,产生一个如此这般的杜甫,也是很正常自然的事情。

范文澜显然认为唐朝文人的这种习气是不好的。他说道:“读书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搜寻对偶一事上,所以近体文和近体诗为有识之士所不屑为。四六文不仅拘束于对偶,也拘束于平仄,在几种拘束下,用古事古语来比拟今事今语,必然语意模糊不清,《文心雕龙·指瑕篇》所谓‘晋末篇章,依希其旨’,这正是六朝骈文和唐时四六的通病。依希其旨即语意模糊不清,表达思想的文辞变成拘束重重的四六体,实是文风衰弊之极。” [4] 这里说的是文,其实诗也完全一样。范又说:“依靠一些事类,堆砌成篇,缺乏作者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更缺乏明确的思想,《文心雕龙》所谓‘碌碌丽辞,昏睡耳目’的催眠文章,在唐朝文学中特别是在唐前期的文学中,占很大的数量,《全唐文》《全唐诗》两书保存大量诗文,除去催眠文章,存下来的才是唐文学,其中不大的一部分才是唐文学的精华。” [5] 格律诗和四六文的情形完全相同,碌碌丽辞,却语意模糊,缺乏真正能感动人的东西。唐诗唐文中只有很少数量是精品,甚至像杜甫这样的大人物,其诗歌也只有少数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很好的作品,这实际上也是人世之常情,不必为怪。


[1] 《中国通史》第四册,范文澜著,第331页。

[2] 《中国通史》第四册,范文澜著,第331页。

[3] 《中国通史》第四册,范文澜著,第266267页。

[4] 《中国通史》第四册,范文澜著,第331332页。

[5] 《中国通史》第四册,范文澜著,第2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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