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排律（下）

杜甫共写五言排律一百二十多首，七言排律只八首。显然，七言排律更难。在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中，选入了两首七排，都只有十二句；选入五排四首，包括人们很重视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首诗是杜甫最后的一首诗，算是诗人的绝笔之作。由于篇幅不过分长，只三百六十字，故对偶精严，内容也无松散的毛病，一直被认为是杜甫五言排律的精品。就我之所见，古人与今人，没有一个批评这首诗的，全是赞扬的。萧涤非就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是他最后的一篇示范了。” [1] 认为这首诗是对世间作诗者的示范，可见萧对这首诗评价之高。“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本是杜甫自己夸耀自己，后来好像全世界的人都认可了这一点。为体会这篇示范之作，我们先来看开头四句：

    “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

如果是第一次看到这几句诗，且不查阅其他资料，我估计大学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副教授，也未必能说清这四句是在说什么。讲杜诗的专家告诉我们，杜甫这是在说他的风疾，风疾大约主要是头痛之类。谈风疾，为什么写出上面四句话？我们要注意，杜甫是读熟了超过万卷的书才来写诗的，读者也应读过杜甫之前的万卷古籍才能读懂杜诗。幸亏注杜诗者在注释中为我们介绍了几段。例如《汉书·律历志》中说：“黄帝使泠纶，自大夏之西，昆仑之阴，取竹之解谷生，其窍厚均者，断两节间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制十二筩以听凤之鸣，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比黄钟之宫，而皆可以生之，以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史记·乐书》中说：“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裴骃对《史记》所作的《集解》中解释说：“王肃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其辞曰：南风之薰，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至此可以知道轩辕黄帝制音律，虞舜作琴，及“雄鸣”的来历，但还不够，还得查古书。汉代枚乘的《七发》中说：“龙门之桐，高百尺而无枝”，“其根半死半生。冬则烈风漂霰飞雪之所激也，夏则雷霆霹雳之所感也。朝则鹂黄鳱鴠鸣焉，暮则羁雌迷鸟宿焉。独鹄晨号乎其上，鹍鸡哀鸣翔乎其下。于是背秋涉冬，使琴挚斫斩以为琴。” [2] 末尾这一段，才是“半死心”的出处。萧涤非讲解这四句道：“这一个开头，相当离奇，但正是说的风疾。风疾和轩辕（即黄帝）制律、虞舜弹琴有什么相干呢？这是因为相传黄帝制律以调八方之风，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然而现在我却大发其头风，这岂不是由于他们的律管有错，琴心有伤吗？既然如此，那就大可不必制、不必弹了。” [3] 萧说的是杜甫这四句诗的思路，或曰思想脉络。其实，不管是杜甫这么想的还是萧涤非这么想的，都实在是牵强。实际上，《汉书》不过是说黄帝以竹创制吹奏的乐器，古人也只是认为乐器的十二音律恰合自然界的声音，并没有说黄帝制乐器是为了制约自然界的风的。无论是黄帝制竹管乐器或舜制琴，都不是专门让人头痛的，也不是专治人的头痛病的，即与杜甫的头痛没有任何关系。连萧涤非也承认杜甫的诗句是“无聊的想法，无理的埋怨”。 [4] 我认为，杜甫这么写很可能就是为了多用典故，以显示自己读书特多，知识渊博。再则，按照萧涤非的说法，这么写可能会显示作者的重视与认真，进而表示对所呈送之人的尊重。然而事实上，这么写只显示出杜甫的迂腐、卖弄，令人生厌；那后二句，句子也不通。

萧涤非说：“这首诗也可以说是他自写的一通‘讣闻’和托孤的遗嘱”。 [5] 关于所谓托孤，关键在末尾两句：“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所谓“丹砂诀”，指道教的炼丹服食之术，杜甫为什么要说自己似乎一生炼丹，我也搞不清。不过两句合起来的意思比较清楚，如仇兆鳌之解释：“丹砂未成，则内顾无策，结语盖待济于诸公矣。” [6] 别的学者也都认为，杜甫的结语是盼望别的人救济他的家庭。萧涤非在这两句之下解释说：“以上为末段，言兵戈尚乱，而一命垂危，不得不以八口相累，希望亲友们原谅、哀怜。为呈诗主意所在。我们不难推想，这首可以‘动天地、泣鬼神’而又‘精妙绝伦’的诗，是生了效的。否则，他死后的一家生活，殆难想象。” [7] 说这首诗“精妙绝伦”是可以的，杜甫用了那么多典故，那么多工整的对仗，而且向人讨要又是那么的巧妙，都显示出杜甫的不俗的才学。但要说“动天地泣鬼神”，大约就有点太过了。此诗主旨不过哭穷、向人讨要而已，未必就天地鬼神都为之感动。哭穷，向人讨要本来的确是杜甫的强项，未想到一直发挥到临死之际。按萧涤非所言，杜甫死后，一家八口人都得靠亲友接济来生存，使人困惑的是，八口人都是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么？杜甫去世时，其大儿子宗文已二十一岁，小儿子宗武也十八岁，按照过去的习惯，都已结婚了，莫非他们都还在靠别的人来供养？看来杜甫一家全是吃饭的，没有一个劳动的。有人说此时宗文已不在人世，根据就是杜甫这首诗里的一句诗：“瘗夭追潘岳”，还有杜甫的骸骨后来是宗武的儿子迁葬的。其实也有学者认为宗文当时并未死去，甚至许多年后还有宗文的后代。总之，引用典故的诗句，是最含糊的，不能轻易认为夭亡的就是宗文，也许说的是《赴奉先县咏怀》里提到的那个幼子。若是宗文，此前几年杜甫诗中还常提到，死时应已年近二十，未必宜于称“夭”。此诗典故甚多，我也无暇细究，只是我们得明白，多用典故的确能显示诗的高深甚至富丽庄严，但许多典故只是卖弄，反使事实更加糊涂。

《杜甫诗选注》选了两首七言排律，一首是《释闷》，一首是《清明二首》之二（此身飘泊苦西东）。两首各自都只有十二句，也许因为短，典故也较少，读来觉得还不错，有近乎七言古体之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