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书真方便。看书用眼过度时，想歇歇眼，躺床上做拉伸时，怕浪费时间，散步时，还想学点东西，这时它可给力了。听书还有个大好处，就是把语言回归本色。语言，我们往往更注意它的文字层面，但语言其实是有声音的，声音本身也能附带意义，这时音频就显出它的优势了，像老舍、崔岱远、叶广芩、王敦煌、邓云乡、王朔这些北京作家的书，都有人用京腔给你读出来，有的还能把街头巷尾的市声，叫卖吆喝之类的，用北京土话给仿出来，嘿嘿，你别说，这文字一下子就活了，那热闹喧腾的味儿就出来了。

又比如，蔡皋书里的民谣，我去找了长沙话版本来听，“月-亮-粑-粑，肚里坐个爹爹，爹爹出来买菜……”。然后，那个“文稿君”一直在旁边愣着，注解不出来，哈哈哈。我很喜欢川音，爽利喜感，心情不好时，会看四川话配音的电影，“你懂个锤子！”，一锤就锤到了我的笑点，哈哈哈哈哈哈。去年，《繁花》引发了沪语热，其实，中国第一部方言小说，就是以吴语写成的《海上花列传》。为了感受古音，我找了广东话诵读的古诗，广东话保留了入声和某些发音，乖乖，真没想到，一首悲壮雄浑的戍边诗，顿时读得四面生风，寒嗖嗖的北地，冻硬的盔甲，拉弓时的风声，都出来了，普通话版本没有那个壮怀激烈。

但是，我从未想过，这个世界上，会有谁，是用南京话来写作的。我读任何一个南京作家的作品时，脑子里发出的声音，都是普通话。后来，无意读到了一些写老城南的文章，然后，我吃惊地发现：有一群写作者，还真是用南京话来写作的……天晓得！说北方普通话的朋友们，可以直接以口语去写作，灵感从嘴边一路直奔到纸上，这样的畅快浑然，是很多方言区作者难以操作的。

这些作者的年纪，都在七八十岁，就是我爸妈那个岁数，可能平时也不习惯说普通话。严格地说，他们也不是写作者，有些是退休工人，有些是插队落户在外地，写了怀乡的文章，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素人写作”。他们也没啥文学素养，写文章就像说话一样。然后，我就乐了，因为，只要一读那个文章，就知道，那是用南京话构思的。哈哈哈哈。

干活时，光着脚巴（jueba，脚）、翘着“小指麻头”（小拇指），“清大八早”（清晨），天还“乌漆麻黑”（黑黑）的，要起火烧煤基（烽窝煤）。也有人去老虎灶（茶水灶）打水。清明前，赶紧吃“河歪歪”（河蚌）。晚上要休息了，快点“挺尸望屋梁”（你别说，还挺形象）。有本事，竖拇指夸你“来斯”，受惊吓，拍拍胸口说：“黑（吓）死我了”。不好好珍惜钱财，就要“喝（huo)西北(be)风去咯”。这些话，一定要用南京话读出来，才能读出那种市井烟火气、粗糙的莽性，和言语间淡淡的奚落。

这些叔叔阿姨，用老南京话写着他们小时候看过的旧物件和老行当，还挺生动。语言中携带着生活流，那口音一出来，城南密密匝匝的小巷子，阴森森的天井，一进进的院子还有老铺子发黑的木头门板，车床上正在车着的日用杂件，如在目下。还有，梧桐树下老店前，排队zan（切）鸭子的人，姑婶聚在井边，一边韶（聊天），一边ci（刮）鱼、过（漂洗）衣服……这些场景通通出现在我眼前。

他们提到的地名：都是老城南才有的，城南自古就是南京的生活区，地名都生猛活泼富生活气息：驴子巷、羊皮巷、白鹭洲、仙鹤街、狗儿巷、螺丝转弯、煤灰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煞是热闹。城南旧时还是各路手艺人聚居处，窑湾街（烧砖）、木屐巷、剪子巷、箍桶巷、扇骨营、船板巷、胭脂巷、牛市、牵牛巷、糟坊巷、白酒坊……把这些名字读一遍，老百姓的日子就活过来了，简直就是一幅活灵活现的百业民生图。老南京话很多与城南相关，比如：“马巷的花——没结果！”马巷，是旧时专做绒花的。

我曾试着用南京话读出来的书，是杨步伟，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太太。她是南京人，老城南的旧家族，她的书，就像微信语音转文字，真就是拉呱聊天，各种方言都有，有时会看到文中夹杂的南京话（江淮官话）。“说得很热烘”（南京人说一个人爱热闹，就是喜欢“凑热烘”）、照应（照顾）。

她老公赵元任是个超级语言天才，据说能说三十三种方言，他陪罗素在中国巡回演讲时，走到哪里，就把演讲翻译成当地话，各地人都拿他当乡亲，因为方言让他迅速获取当地人的情感认同。有阵子，这对夫妻为了好玩，定了每个星期换一种方言对话，南京话、北京话、湖北话……而杨步伟的可爱之处，正是在于她与口语人格的融合，“脱口而出”的率性。她在回忆里随口聊到的名字，一个个都如雷贯耳，全是顶级学者，而她那个完全不经营的口语表达，说明这对人家只是家常事而已。“随便韶韶”和“如雷贯耳”造成了强烈的对比效果。

读书时，有时会碰到角落里的南京话。比如，《红楼梦》里，黛玉说：“你的意思不叫我安生”，安生，就是安静。说秦显家的女人“孤拐”，就是指女人颧骨高。又比如yiguai，恶心的意思。说一个人碎嘴，叫“嚼蛆”，比如：“就你们这些人嚼蛆”。还有shaodao，就是南京人常常喜欢说的“韶”，指一个人太啰嗦，“贾芸听他shaodao得不堪”。《儒林外史》中也有 “因怕董老太太shaodao”。程乙本里凤姐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没得”是南京话）。曹雪芹家族在南京做官生活六十多年，他本人也出生在南京，长到十四岁才迁回北京，吴敬梓则是在南京待了多年的安徽人，带点口音都是正常的。

世界名著中，也会遇到到南京话。许渊冲版本的《包法利夫人》，里面写到包法利夫人站在楼梯拐角上看着赖昂，“她就站在楼梯高面。天慢慢的黑了”，“高面”指上面。又比说那个男人“真夹生”。“夹生”好比是饭煮到一半，半生半熟，世故人情都不通达的意思。

小说里，常看见以语言造势的情节。比如在奥兹的书里，他是以色列犹太人，他爷爷是俄籍犹太人，即使迁居以色列，骂人时还是用俄文，不然就没快感。外婆外公年轻时在波兰开磨坊，所以只用意第绪语吵架，妈妈被父母不合搞得童年阴影，由此觉得希伯来文更高级。犹太人流亡各地，都能操上几种外语。 犹太人的书里，常会看到一桌子亲戚说着不同语言，在茨威格和斯坦纳的回忆录里，都有这种场景。

意第绪语是德系犹太语。希伯来文才是犹太人自己的语言。奥兹本人在集体公社长大，自诩为新一代以色列青年，他们看不起德国犹太人（说意第绪语），也疏离二战后流亡来的犹太知识分子（说外语），所以奥兹说希伯来语。二战前，波兰犹太人的窘境，也是用语言这个细节承载的。犹太孩子被谆谆教导：波兰语一定要说得明晰精确，这样波兰人就觉得你尊重他的文化，但是绝对不可以比波兰人说得更精致，那样就显得有图谋发展的野心，使他们有危机感。语言尺度上的进退求安，最终恶化成奴性，象铁锈一样，腐蚀了犹太人的自尊心。不管你怎么努力溶入，语言都会提醒你，你在别人的地盘上。所以，犹太人拼死要让希伯来文复活，那是他们自己的精神母土。

语言还携带着思维和行为模式。有些双语人士切换频繁，成了结巴，比如博尔赫斯，他奶奶是英国人，但是他周围都说西班牙语。萨义德也是，和爸妈他说阿拉伯文，然后上贵族学校，必须得说英语。自传里，他就说自己老是用一种语言思考，用另外一种语言说话，一不小心思路就断了，他也是结巴。还有纳博科夫，他的家教是法国人，青少年期待在俄国，十月革命后逃亡英国，毕业之后移居德国，然后再搬到美国，晚年定居瑞士——他的结巴是不定时的，上课一紧张就发作。

语言，落在个人身上，就是文字加乡音。对此，我爱恨交加。以中文作为母语，这个让我觉得很幸福。中华文明非常古老，汉语的成熟度很高，听说某个非洲部落的语言，统共只有几百个词汇，连“飞机”都得说成“能飞的大鸟”，又有些武力孱弱的小国，亡国时连母语都被灭了，没有语言何来文化的保存？这让后代都成为精神上的流亡者。而在汉语中，光是形容绿色就能随手找出几十个词吧，语言是思考表达的工具，充沛的语汇资源，才能锻造出精细的思想和审美，一个词汇非常贫乏的语言，不可能有深广的思想和健全的审美。更何况中国书法本身就是高妙的线条艺术。

不过，以南京话作为乡音，这事让我伤心。据说，在西晋以前，南京还在吴方言区呢，一直到永嘉丧乱，晋王室偏安江左，九十万北人南迁，南京才变成北方方言区。北方士大夫诵读的口音，被称之为“洛生咏”，雅士的洛阳话代表中原文明，备受推崇。宰相王导为了亲民，说几句老百姓的吴语，还被士族讥笑了。这是方言地理学上的一场南北之战，洛生咏大战吴语，可怜的吴语节节败退，一直撤退到镇江以东。

语言上的转变，常常是慕强，趋向于政治或文化上占优势的一方。常看俄罗斯小说的朋友一定知道，俄罗斯贵族也不说俄语，他们说法语。“精神上我们都是法国的居民。对这些欧化的俄罗斯人来说，“欧洲”自然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名，而是心灵之乡，他们通过教育、语言、信仰以及对待事物的共识而生活于其中。（《娜塔莎之舞》）”

南京话比较浊重，就是很善意的建议，给南京话一说，都会变得冲头冲脑。比如让小孩少吃点凉性瓜果，怕引发腹泻，就说：“香瓜甜如蜜，MAOSI（厕所）在隔壁”。那是我能听懂，但永远不会去说的那种南京话，老南京的南京话，侉里侉气的。连“干么四？没的四！”（干什么？没事）这种基本款南京话我都不说，我差不多就是把普通话发音揉进南京话的调子而已。

我讨厌老南京话，和城南的气场也不投，城东山水的开阔萧然为我所深爱。站在夕阳下的古墓公园，比吵吵嚷嚷人挤人的夫子庙感觉好太多了。城北下关并入鼓楼之后，开发得很好，滨江一带江景优美。城西的高楼林立也算是现代文明。我对城南的老旧房子也毫无怀旧情绪，一直到九十年代，我城南朋友因为家里太小，还在老房子的楼阁子（louguozi   阁楼）上睡，去她家玩的时候，还要跑公厕，简直是心理阴影。

语言就是一个人的设置，我对着书比对着人的时间还多，脑子里全是普通话，内心翻涌的心潮也都是普通话，南京话只供与亲友谈事，普通话才是我的灵魂栖息地。我的普通话词库比南京话大多了，普通话模式的我，更加言辞通达、抒情流利，像是个手握精兵强将的将军。

词库的储备，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我是滑入了另外一重人格。小时候，周围只有本地人，大家都说南京话，随着城市发展，高校扩招，网络交友普及，说普通话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渐渐的，我的朋友几乎都是说普通话的，我离我的南京话人格越来越远。一说普通话，我读过的书、写过的文，都回魂到我身上了，整个人都被精神化加持了。一说回南京话，我就是春运短视频里，那个从外企回乡的安娜、杰克，瞬间变身为披着花棉袄歪在炕上的春花、二狗子，谈笑间，优雅灰飞烟灭，很快融入亲友。

南京话属于江淮官话，官话语系无论哪支，基本上都和普通话差不多，只是音调不同，落在纸面上看不出效果，只有听读时才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这大概也是南京方言很少拿来写作的原因。如果你熟练掌握了老南京话的骂人语系，也能说个痛快。有次我看见过一个城南老太的精彩骂架，然而那些老南京话的词汇，我听都没听过，感觉比我的南京话毛细血管丰富多了。我的南京话骂人语汇非常贫乏，顶多是“甩货” “二五郎当”。随着城市发展，人口流动，很多方言也被普通话冲淡，走向凋亡。齐如山《北京土话》中的很多话，现在已经没人说了。不断新生的方言，应该是“网络用语”吧。我们的父辈只会说老南京话，难听但混着旧时记忆，还是觉得亲切。现在我们的孩子完全不会说老南京话了，方言已经随着长辈死去了，这么想着，又有些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