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恺

没受过都市报训练的我一向不敢于做灾难，可是很多时候身不己，唯一安慰自己的方式是，看，这个工作多好，各种灾难都能碰到，老的时候写回忆录至少不愁没话说。

周日早上江西火车出轨，因为我所在的南昌和那里不过间隔100多公里，所以没选择地去了。

炎热，困倦，无聊，完全没有动力，一路上想自己在这个星期日下午四点的处境的荒诞：家里人住院，朋友不断电话诉说自己的困境，我被像猪仔一样被出租车司机卖了若干次还没到现场，明天一早还要交稿，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为什么，在一个晴和的午后，我要去江西一个从没听说的地方，看一列火车如何出轨？上回在俄罗斯的时候，飞机失事找不到合适的人采访，我被莫名其妙地带到一个俄罗斯小伙子的郊区的学校里，转了三趟车。他是所谓的东欧问题研究者，一问问题，立刻明白也是个空头学问家，可是我不能对不起自己转了那么多车啊，继续昂然地问了下去，一边问，一边觉得命运的荒谬，怎么就来带俄罗斯，和这奇怪的人，问奇怪的问题，说空洞的话?

摄影师小蔡同学在旁边笑，那刻，他和我有同样的想法。

火车出轨的现场和08年的地震现场有的一拼，警察依然在阻拦记者，我非常明智地空着手，冒充着看热闹的村民，往里混。

有赶来的抢险的铁道上的人，有从早上就开始在场的救护人员，这些采访对于每个记者都不是难题，包括我这种不会采访的人，稍微调整了情绪，真正拯救我的，是几个前来寻找亲人的家属。

是家湖南人，火车上的是她们的姐姐姐夫，凌晨3点听到消息，从老家换了几趟车赶来，疲倦的完全没了知觉，可精神高度亢奋，她胖得有些过，加上哭得一塌糊涂，如果在电视画面上看见，也就是个悲痛场面吧，甚至带点滑稽感。可是这活生生的悲痛还是击中了我，非常之震动，于是努力地帮助她找起亲人来。

她很愿意和我交流，是因为听说有个人通过在场的记者，找到了自己的女朋友，所以她把自己的信息全部告诉了我。她姐姐的电话一直通着，可是没有人接。

在现场一直呆到晚上，她的姐夫有了下落，赶去了医院，我们继续找人聊天，几千人，闹哄哄的灯火辉煌，可是，有个人的姐姐，就那么没了下落。无妄之灾这个词跳在我脑子里。命运真得很会弄人。

终于听说有个医院有位昏迷的女性，无法知道身份。赶快电话她，陪她去那医院——同样是拦阻严密，我莫名其妙地就跟了进去，也许是我焦急的神态，让那些看守的人误以为我真是家属。躺在床上的女性因为受伤严重，脑袋包着一半。看不清楚，她一边大声哭着一边努力辨别，还是辨认不清，于是电话母亲，姐姐身上可有记号，母亲在电话那边边哭边回忆，我情不自禁记在脑子里。

记者真是残忍的职业，别人的痛苦，却往往只是自己的写作材料。

后来证明躺着的那人不是她姐姐，我们在医院的走廊上，给别的地方的医院打电话。抢险是很快完成了，可是救援并不好，医院没有联网，不知道别的医院有没有无名的昏迷者，有的114查到的医院电话没人接，一遍遍，空洞而紧张的铃声。

这个湖南姑娘哭一阵，和我们谈一阵话，神智也比较不清楚，可是还是感激我们，要把来医院的车钱给我们，我非常不好意思，断然拒绝。

走廊上和院子里全是看热闹的人，有提各种寻找建议的，她也冲动地想赶到另外城市的医院去找，我还算清醒，说电话了再说——心里又不敢提出去看死亡名单。

有个都市报的上来采访她，问了几句后，被她拒绝了。我有点内疚，其实自己和那都市报的记者，都是一路货色，只是我见到她比较早，信息知道比较全而已。都市报还在那里询问为什么她和她姐姐不一个姓，想想，自己真干了份讨厌的职业。

毫无消息。折腾到了半夜12点。

第二天早上写完稿件，发消息问她，有没有下落了，短信回得很快，说姐姐走了。

这是一个完整展现在我眼前的一个人的悲痛过程，脑子里全是她哭得傻气的脸。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消失。

进三联几年了，我做过风灾，被主编毙稿；做过矿难，也写得稀里糊涂；做过地震，自己恢复了一个月；最近又做了空难。没想到接踵而来的是火车出轨。我本来以为自己做得够全够多，猛发现杨大吃同学的数着尸体研究的火灾，隔着警戒线观察的山体滑坡，猛小魏同学的泥石流和水灾，葛大吃同学追踪的油灾我都没经历过，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于多数人，也许只是看客的热闹和惋惜，于我们，却是一种无聊，痛苦而繁琐的折磨体系，幸好，生命总是比灾难长那么一点：我的，你们的，大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