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镜制作发展到战国形成了第一次高峰。纹饰由单纯素面或几何纹样发展到蟠虺纹、云雷纹、山字纹等多种式样。纹饰构建上也由纯地纹发展到有主纹与地纹之别的多层纹饰构成。同时，透雕合铸、错金银、镶金嵌玉工艺在铜镜上的应用是这一高峰期形成的标志。

战国     四山纹镜

直径14.7厘米，三弦钮，方钮座，外围凹面方格带。纹饰由地纹与主纹组合而成。在羽状地纹之上，由凹面方格的四角向外伸出四组连贯式的花瓣，每组二瓣，它们将镜背分为四区，每区内有一倾斜的山字，山字之底边与方格边平行。在各山字的右胁，均有一片花瓣纹。素卷边。

春秋     斜线三角纹镜

直径10.6厘米，圆形，近顶端三分之一处有二半环钮，二钮间及左右两边各有贯穿镜背的素宽带一条，素宽带间及素宽带与镜缘之间填饰三角纹，三角形内填平行短线。镜缘窄而微卷，稍向镜钮倾斜。该镜纹饰风格与沈阳郑家洼子、本溪高台子梁家、建平县孤山子等地出土的多钮镜相似，古拙质朴，多钮的造型以及纹饰构成方式都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

       汉代是铜镜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期，上承战国镜，流风及于汉魏六朝。纹饰题材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有星云纹、博局纹、草叶纹、铭文吉语、车马画像、四神等。同时，铸镜工艺日趋精湛，铜、锡比例的合理配置使汉镜散发着高亮白光，成为青铜容器铸造业衰落后的一朵奇葩。

新莽      杜氏博局镜

直径20.2厘米，圆钮，柿蒂纹钮座。钮座外双线大方格，方格内十二枚圆座乳钉与十二地支铭方折环列，方格外八枚带内向八连弧座乳钉与博局纹间饰四神及禽兽纹，其中朱雀配瑞兽，玄武配禽鸟，青龙配凤鸟，白虎配独角兽。圈带铭文为：“杜氏作竟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胡虏殄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受大福，传吉后世子孙力，官位高”。镜缘饰锯齿纹带及连续云气纹带。

东汉    神仙车马画像镜

直径20.1厘米，大圆钮，连珠纹钮座。四枚带连珠纹座乳钉将内区纹饰分为四组：隔钮相对的两区各饰三马驾车，车幔盖，方形车舆；另两区各饰一端坐神人，左右有侍者、羽人陪侍。近缘处饰两周锯齿纹带。镜纹反映的应该也是东王公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

       唐代铜镜不仅突破了之前以圆为主的形式，出现了菱花、葵花、方形、亚形镜，而且纹饰也突破了汉镜的刻板及图案化，布局灵活多样，题材丰富多彩，且有异域人文色彩。花鸟菱花镜、瑞兽葡萄镜、人物故事镜等，都反映着盛唐的气派，突出一种繁荣的氛围，充满了盛唐欣欣向荣的生活气息。工艺方面还出现了金银平脱镜、螺钿镜、贴金贴银镜等，成为后世铜镜铸造所无法超越的又一个高峰。

唐     瑞兽葡萄镜

直径23.2厘米，伏兽钮。两周凸线夹连珠纹高边分镜背纹饰为内外两区：内区八只瑞兽，或卧或蹲，头皆向钮，瑞兽间依距钮之远近分近中远三个层次饰葡萄纹样，其间有燕、鹊、蜂、蝶飞舞；外区饰蔓枝葡萄纹，枝叶繁盛，蜂、蝶绕枝飞舞，又有瑞兽杂列其间。双层连珠纹夹凸弦纹缘，缘内侧为一周连叠云纹带。整体图案繁杂而不凌乱，内容丰富而结构紧凑。

       北宋、南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了任何朝代都无法比拟的众多新镜形，如钟形、盾形、鼎形、桃形等。两宋铜镜的纹饰有花卉、花鸟、龙纹、人物故事、八卦、吉祥语和商标名号等，其中尤以缠枝花草镜和双鸾、双凤镜最具特色，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韵律节奏感。北宋花鸟镜和南宋商标名号镜，可以说是两宋铜镜的代表，也是宋代铜镜转变的标志。

宋     双花双鸾镜

纵15.3、横15.2厘米，折角方形，小钮残损。双鸾隔钮相对，敛翼扬尾，姿态相同。双鸾头前各一株折枝芙蓉花。近缘处一周亚字形连珠纹带。宽平缘，上有金代刻款“济南录事司验记官”及花押。济南，隶属山东西路济南府，今山东省济南市。整个图案单线勾勒，较为扁平。其头部造型与唐晚期凤鸟造型颇相近似。

宋    双龙纹菱花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