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班主任老师

（文）海笛

教师节写给我的班主任老师

几十年了，我们这批成都二十六中老三届初六八级二班的同学相聚。

那天班主任朱福民老师也来了，一身朴素的衣着，一张清癯的脸，一如当年的样子，只是头上已有了几丝白发。

“朱老师，您好？”，“你是--－”显然他已把我和我的名字没有对上号。这也难怪，一晃就是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也许只是那么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教师来说，它却并不短暂。他教了多少学生，为多少学生花费了心血，谁能说的清。连他为学生做过的许多事，恐怕他早已忘记，不过这些被他忘记的事情，却永远珍藏在我们学生的心里。

那是1969年初我即将下乡插队的前几天，同学们都领取了知识青年购买证。我却拿着这张购买证发了愁，因为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每月仅发15元的生活费。我们一家六口人，仅靠母亲那50多元工资，有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哪还拿的出钱来购买我下乡的东西。

当时我才16岁，真不知该怎么办，常常感到沉重的压力，又不敢让人知道我的家境。眼看下乡的日子就要到了，我只在心里暗暗着急。

这件事被朱老师知道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的情况，我向他诉说了我的处境，他安慰我，说他会替我想办法的。我知道当时他是青年优秀教师，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日子也并不好过。

第二天，我刚到学校，朱老师就递给我20元钱，说是他替我向学校交了困难申请。我拿着这笔钱，赶忙买好了蚊帐。面盆之类下乡的必需品。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他我的班主任老师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把我送上了人生的征程。

每当我和同学们说起这件事，同学们都有许多不同对朱老师的记忆。朱老师是上海人，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我们是他刚从大学毕业任教的第一个班，那时他才二十岁左右，人长得帅气，书又教得好，深得我们学生的喜欢。他成天和我们打成一片，学生们把他当成大哥哥一样。

记得他那时工资很少，但他为了我们班的体育活动，就拿钱出来，几次让远在上海的父亲给我们买来了排球，他还当我们的教练，我们班的排球在学校还颇有名气。有两个同学还被校队选中。

文革时班上有个同学，在外面闯了祸，在派出所里，又不敢让家人知道，还是朱老师为他担保，把他送回家，至今这位同学说起这件事，还记忆犹新。

另外有位同学，下过乡，当过知青，后从农村当兵，家中的父母去世，不久他家的那条街又被火烧，他的房子已荡然无存。该同学转业时，该派出所已没有他家的记录，造成他上不了户口，险些成了黑人黑户。还是朱老师出面，为他在学校开了证明，才得以安顿。说起这事，这位同学还感激不尽。

朱老师教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却留给我们了许多记忆深长的故事。

那天我们簇拥作他，仿佛回到了我们的学生时代，尽管我们彼此的脸上都留下了岁月的痕迹，但我们觉得朱老师还是那么年轻。他用不着多想，就能叫出我们的名字，说出我们读书时的一些事来。

他对我说你是班长，班里的同学还没全到啊。尽管我是同学会的组织者，班上还有十来个同学的名字想不起来了。朱老师却拿出了一张他保留的当年我们班同学的名单来，这让我们在场的同学惊叹不已。

那天我们好高兴好高兴，在我们的班主任面前，尽情的疯啊，闹啊，说啊，仿佛我们都成了孩子。在我们心里，他——朱老师，是我们永远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