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来自日本，原与“西学”相对。何谓“国学”？是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的囊括中华六艺五术的学术文化。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等，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此外，还有更有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也列于国学范围之内。一般说来，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当然也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但已属于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考古学、语言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以国学《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两部为重，尤其倾向于经部。
何谓大师？在学问和艺术上有极高深造诣，为众人所尊崇之人物。换言之，在学术上是顶尖人物，在品德品格上应是圣贤等级的人物。这样说来，“国学大师”自当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和传承上成就非凡且道德堪为楷模的人物，众人对这样的人物，自当如瞻泰山北斗，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这样的国学大师，在中华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并非满天繁星，而是寥若晨星。试想，人生数十年，在学术研究上欲将古人甩在身后，将今人踩在脚下，若非智力超群，博览群籍，孜孜矻矻，耐得寂寞，坐够十数年乃至数十年冷板凳，焉能笑傲群雄？若非品格崇高，道德无瑕，焉能得众人敬仰？因此，品和学，德与才，道德与文章，这并行不悖的两个方面，在国学大师身上都应该臻于极致。
要列举出这样的名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揣冒昧，试举几例。年代太远的不去说它，单就考据学而言，有清一代，有江永、惠栋、庄存与、谢墉、王太岳、戴震、纪昀、钱大昕、朱筠、周永年、姚鼐、彭元瑞、翁方纲、王安国王念孙王引之祖孙父子、陆锡熊、金榜、陈际新、段玉裁、任大椿、邵晋涵、李潢、赵怀玉、洪梧、曾燠、俞樾、孙诒让等。进入民国以后，有俞樾的学生章太炎等，而章太炎的学生黄侃、顾颉刚等人，则不局限于考据学领域了。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台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大家经常列举。钱穆、钱钟书也都当得起国学大师的称号。
清代的那些国学大师，多为进士出身，像金榜其人还是状元，王安国和庄存与是榜眼，王引之是探花，任大椿为传胪。这些人的学问之广、钻研之深、著述之丰，自是毋庸赘言。他们对后世学术的影响，也是炳炳煌煌。而二十世纪的那些国学大师，都是学贯中西、著作等身、桃李遍天下、学说惠后昆之人。
无论是清代的国学大师（也可上溯到更遥远年代的国学大师），还是清代以后上世纪的国学大师，都有几个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才智超群者，这中间没有一个是资质平庸之辈；二是这些人都浸淫典籍几十年乃至一辈子；三是这些人都有影响后世的著作；四是他们的人品都很高尚；五是这些人的学术地位从来没有人质疑，无论是他们身前还是身后。
上述共同点也可认为是国学大师的某种俗评判标准，以此衡量，当今中国，还有国学大师吗？
当代中国缺乏国学大师的原因，在于自上世纪初废科举以来，已经失却了国学大师生长的环境、氛围或土壤。十九世纪之末和二十世纪之初，一方面，科举求仕是千百万知识分子努力奋斗的目标，因而全身心地投入，从而将国学融入自己的血液；另一方面，科举既废，西式教育涌入国内，自由办教育及学术的多元与争鸣使学人开阔了视野，充实了学养。这就不难理解在军阀混战、时局动荡的年代何以大师频出。20世纪的上半叶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人才高发期之一，也是国学大师频出的时期之一。自那以后，经典的阅读和研究已江河日下，不复有当年气象。
要论国学的基础，梁启超先生曾经开列了一份书单，为最低限度的国学入门书目，不妨抄录如下：《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选读数种。
梁大师开的书单，不知究竟有多少人看过，不知有多少自封的或他封的所谓“国学大师”研读过。即使看过研读过了，也还只是“最低限度”，如同登泰山，刚过了岱宗坊，或者说还在泰安城里转悠呢。笔者妄揣，除了少数的研究人员，这书单上的有些书，绝大多数国人连见都没见过。
当今之世，“大师”之称似有贬值之势，动不动就给人以“大师”的称号。而有些人，也恬不知耻地以大师自居。这样的人，称为骗子还差不多。而骗子往往应时而生。五十年代崇拜英雄，出过一个叫李万铭的大骗子，冒充英雄，最后做到国家林业部的副部级干部，老舍专门为此写过一个剧本《西望长安》。六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高压态势之下，骗子们都似乎销声匿迹了。八十年代武术热，出过名扬天下却名不副实的海灯法师。九十年代注重健康，出了个“神医”胡万林，号称治癌“世界第一”，作家柯云路还写了《发现黄帝内经》为其造势。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学热”兴起，国学大师和国学泰斗似初夏的蚊子，从阴暗的角落纷纷飞出来。大概我们的媒体喜欢炒作，而某些人借此沽名钓誉，两者一拍即合，而芸芸众生则只有仰望那些所谓的“英雄”、“泰斗”、”大师”。结果是牛皮戳破，变成一场场闹剧。
是英雄，得靠业绩说话；是泰斗，得靠作用说话；是大师，得靠学术成果说话。时间是最权威的评判者，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谁才是真正的“英雄”、“泰斗”或“大师”。
若以学术成就为衡量标准，当代中国已无国学大师。当今所谓的国学大师，不是浪得虚名之徒，就是欺世盗名之辈。凡频频出现于荧屏报章不甘寂寞的人，不要说是大师，连“匠”也算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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