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陈端生《寄外六首》诗，一般读书，读不到此文，况且生活中，女才子寥寥可数。早年间读陈端生的《再生缘》不是因为国学大师陈寅恪的推荐，而是因为《寄外六首》，读此六首，心绪难平：能云成此诗否？恐难以上青天。不为著，单凭读懂《再生缘》，普天下，惟大师陈寅恪一人！郭沫若君虽点校文字，境界上却是天渊之别。故读陈端生君的诗，只能跪叹其情，此风雅难吟！

 其一

搔首云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

 

可怜远戍频年梦，几断深闰九曲肠。

 

井臼敢云亏妇道？荻丸聊以继书香。

 

孝慈两字今无负，只此犹堪报数行。

 

（提问：此中“井臼”和“荻丸”，不上百度，不查资料，看几人能对？）

 

              其二

莺花零落懒搴帷，怕见檐前燕子飞。

 

镜里渐斑新鬓角，客中应减旧腰围。

 

百年幻梦身如寄，一线余生命亦微。

 

强笑恐违慈母意，药囊偷典嫁时衣。

 

              其三

十五娇儿付水流，绿窗不复唤梳头。

 

残脂剩粉鞶丝阁，碎墨零香问字楼。

 

千种凄凉千种恨，一分憔悴一分愁。

 

侬亲亦未终依养，似此空花合共休。

 

              其四

当时梦里唤真真，此际迢迢若比邻。

 

爱写团圆违字谶，偷占荣落祝花抻。

 

那堪失意飘零日，翻得关心属望人。

 

别有怜才惟一语，年来消瘦恐伤春。

 

              其五

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劳任怨敢欷歔？

 

迷离摸索随君梦，颠倒寻求寄妾书。

 

妆阁早经疏笔墨，箫声久已谢庭除。

 

谗言休扰离人耳，犹是坚贞待字初。

 

             其六

末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刚成血几丝。

 

泪纵能干犹有迹，语多难寄反无词。

 

十年别绪春蚕老，万里羁愁塞雁迟。

 

封罢小窗人尽悄，断烟冷露阿谁知？

 

“西湖又曰西子，西子似水，水的柔，水的百形不变，水的荡尘涤埃；西子又即女子，女子的刚，女子的烈，女子的浩天长情；继宋朝以降，西湖演绎了多少女子的才情故事。

 陈端生（1751-1796年），字云贞，号春田，浙江钱塘人（今杭州市）。父陈玉敦，乾隆时举人，曾任山东登州府同知、云南临安府同知，研学渊深。母亲汪氏是云南大理府知府汪上堉之女。

 端生受其祖、其父影响，从小就善诗文，才华焕发。俞蛟《梦厂杂著》云：“云贞淑而多才，擅长笔札，工吟咏”，称其诗“宛丽清和，真扫眉才子所不如者”。

陈端生十八岁那年，住在北京，在一处雕梁画栋里，她闲来无事，想起南方美好的水光山色和风土人情，生出“生为女子，纵有满怀才情也无处可使的闲愁”，于是，“静坐芸窗忆旧时，每逢闲绪写新词”，“管隙敢窥千古事，毫端戏写《再生缘》”。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秋，当时守玉闺中的陈端生开始创作《再生缘》，到乾隆三十五年春，历时不足3年，共写了16卷，计60余万字。

 23岁那年，陈端生嫁给淮南学人范秋塘，夫唱妇随，乐趣无穷。婚后第六年，祸从天降，范秋塘为继母所控忤逆（一说科场案），谪戍新疆伊犁。这是陈端生遭受第一次的“心伤魂杳渺，肠断意犹煎”。范秋塘谪戍后，陈端生持续地给“万里外”的夫君“致书”，视天涯为邻，与秋塘“一问一答”，可见其人其情其诚。

 陈端生命途多舛，第二次的心伤和不幸是母亲的去世，母亲的去世对陈端生打击很大，母亲是她的读者，如今母亲走了，她万念俱灰，几近丧失了写作的兴趣。陈端生母亲汪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女子，对其写作《再生缘》起了极大的作用，在家中，端生只有一个妹妹陈长生（陈长生师从文豪袁枚，是随园女弟子之一）相伴，她写《再生缘》的初衷，就是给母亲和妹妹两个人看的。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陈端生“重翻旧稿增新稿，再理长篇续短篇。岁次甲辰春二月，芸窗仍写《再生缘》”。此时，端生面临两难境地：丈夫范秋塘远隔万里，生死未卜，端生恐将结局写成团团圆圆，而夫君却回不来，自己的余生凄惨且冷，情何以堪？反过来，倘若下笔将结局写成一个万世离散的悲剧，又怕一语成谶，不幸言中，有情人难成眷属——结果，陈端生左思右想，无法下笔，虽振奋精神，花了一年时间，仅写成第十七卷。

 1796年，更大的不幸降临——陈端生罹患不治之症，使得《再生缘》这部巨著未能完成就撒手人寰。“笔下遗留未了缘”，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范秋塘遇大赦获归，未至家门，陈端生已去世，临死之前，陈端生也未能与丈夫见及一面。陈端生“婿不归，此书无完全之日”的预言终于变成了事实，至于她留给读者的“未了缘”，则是她心中为孟丽君所设计的最终结局，成了永远之谜。

《再生缘》的写作地虽然在北京，却因端生生在杭州，魂在西湖，致其文风的婉约柔美和遣词的秀丽舒展，大与西湖的美学特征相似；是“暖风熏得游人醉”而不是“冷山白水逼人惧”，情节似“三堤六桥曲径通幽”，而非“平川孤舟一泻千里”；炽烈如“芭蕉风柳扬眉吐气”，而非“胡笳吹烟咄咄逼人”。

1961年，郭沫若对《再生缘》的思想艺术价值作了精辟的分析，对陈端生的家世及遭遇作了全面考证。郭沫若在这次考证中，还表达了对当时身受非议的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尊崇与敬意。

而陈寅恪对陈端生的那种“异代知己”之感，无疑要超过郭沫若，但他从写《论〈再生缘〉》起，就没有机会再来杭州，尽管他的父亲陈三立和大哥陈衡恪就葬在钱塘江边离六和塔不远的山坡上，也尽管他晚年多次表露过愿到杭州安度余生的想法。

 1953年，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开始听读《再生缘》，第二年就写下《论<再生缘>》，交由香港友联图书编辑所出版。陈寅恪说：“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也。”他不怕被人讪笑，竭尽全力推崇《再生缘》的文学价值，称其为“叙事言情七言排律之长篇巨制”，认为它是“弹词中第一部书”，“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其艺术成就不在杜甫的七言排律之下，甚而可以和希腊、印度著名史诗媲美。

 1960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寅恪的《论<再生缘>》，对陈寅恪“高度的评价”感到“惊讶”，他“怀着补课的心情”通读《再生缘》，结果竟使他这“年近古稀的人感受到在十几岁时阅读《水浒传》和《红楼梦》时样的着迷”，“证明了陈寅恪的评价是正确的”，进而赞赏《再生缘》是“杰出的作品”，是“无尾的神龙”，陈端生是一位天才作家。

 几十年来，陈寅恪的“《再生缘》情结”一直憋在心里，他感慨地说：“陈端生以绝代才华之女子，竟憔悴忧伤而死，身名淹没，百余年后，其实迹几不可考见。”——这位远离政治中心择居岭南的一代国学大师，为陈端生“彤管声名终寂寂”而“怅望千秋泪湿巾”。

 对学术界而言，这真是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千年一遇的旷世才女！可先前，几乎无人识珠，以致这部弹词巨作一直被冷落，以致说起孟丽君女扮男装的故事，国人妇孺皆知，而对原作者陈端生及其长篇弹词《再生缘》，却知之甚少。

 郭沫若同陈寅恪一样，也把陈端生和她的《再生缘》与世界级大文豪、世界级文学遗产相提并论。不仅如此，郭沫若还亲自着手搜求多种抄、刻本，不惜以数月时间，从错字、脱页的版本里，精校出陈端生原作的《再生缘》前十七卷。1962年，郭沫若校订的陈端生《再生缘》决定由中华书局出版，已排成清样；陈寅恪《论〈再生缘〉》决定修改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因故未如人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