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出自《周礼》。自秦汉以来，对这句话的解释都是“庶人没有资格受礼遇，大夫拥有特权不受刑”，与原话的本来意义是违背的。出现误读的原因是错解了这个“刑”字，古人用字是极为精准的，“刑”，肉刑之谓也，它具有特定的内涵，其外延比“法”要小得多，只不过是主张即使士大夫犯法，也不要轻易对他们用肉刑而已。（广义的肉刑，指括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大辟（即死刑）等五种刑罚。起源于“杀人者死，伤人者创”的原始同态复仇论。至夏商周成为国家常刑，有三典五刑之说，秦及汉初相沿不改。狭义上的则指死刑以外的其他刑罚。以其侵刻肌肤、残害人体，故名肉刑。）

儒家先贤为什么要提出“刑不上大夫”？读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有“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励廉耻也”之说。另外北京大学出版的《中国法制史》，其中一节是这样解释“刑不上大夫”的，士大夫“一般不处以残损肢体的肉刑；必须处死者在郊外执行等等。所以如此，主要是……为了在广大被统治者面前保持贵族作为一个整体的尊严，也不宜让他们终身带着曾受刑辱的标记。这些礼遇决不等于大夫以上可以不受法律制裁。”……原来，在“刑不上大夫”的提出者眼里，一个枉法的士大夫是否应受到法律追究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重要的是不能用大堂之上动用肉刑这种轻蔑、野蛮的方式侮辱其人格、挫伤其自尊心。

本博认为“ 刑不上大夫”涵义的核心应该是“士可杀不可辱”！从对这个词汇的千古错解，不由得想起掌握和学习中医理念的真理，真不容易。例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在“足生大丁”一词中，对“足”的理解始终有颇多歧义。“足”即为“脚”，王冰注解：“高，膏也，梁，粱也……膏粱之人，内多滞热，皮厚肉密，故内变为丁矣……所以丁生于足者，四支为诸阳之本也。”认为“足”即“脚”。“足生大丁”即脚上生大丁，但后世对王冰的注解大多持有异议。如林亿等人补注的《新校正》认为“按丁生之处，不常于足，盖谓膏粱之变，饶生大丁，非偏著足也”，把“足”训释为“饶”，有“足以”之义。明代马莳撰写的《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中也指出：“足之为言饶也，非手足之足，盖中热既甚，邪热易侵，如持空虚之器以受彼物者矣。”如将“足”训为“多” 《小尔雅•广沽》曰：“饶，多也。”继林亿之后，研究《素问》的诸位医家大都以“足”为多之义。如元代滑寿所辑《读素问钞》中注释“足，饶也，多也。”明代张景岳《类经》中：“足，多也。”后世亦多采纳此种观点。

现在我们回到现实，面对临床，膏粱厚味致营养过剩，身体肥胖，由此导致最常见的疾病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富贵病”的痛风。现代医学是这样描述痛风的：“由于尿酸在人体血液中浓度过高，在软组织如关节膜或肌腱里形成针状结晶，导致身体免疫系统过度反应(敏感)而造成痛苦的炎症。一般发作部位为大母趾关节，踝关节，膝关节等。长期痛风患者有发作于手指关节，甚至耳廓含软组织部分的病例。急性痛风发作部位出现红、肿、热、剧烈疼痛，一般多在子夜发作，可使人从睡眠中惊醒。痛风初期，发作多见于下肢。”实践证明本病的发病原因除了遗传外，与饮食失节有密切的关系：过食膏粱→痛风性关节之变→足生大丁（脚拇趾关节红肿热痛）这一理论告诫人们饮食膏粱厚味能影响人体的代谢紊乱，由于嘌呤代谢障碍所致，使足部发生严重损害。“高梁之变,足生大丁”这一千年理论与当今临床如此贴切的吻合。所以王冰的解释深得我心，不错！！！！！

另外还有学者认为是特指“中风” 。“大丁”应释为“薄厥”，即“中风病”，其真正的原因是“膏粱厚味”。考《素问•生气通天论》原文，“高梁之变，足生大丁”之前阐述的是“薄厥”的病机：“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把“阳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汗出见湿，乃生痤疿。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整段原文连贯起来解读，可得出对“薄厥”一病较为精确而全面的阐述。先指出其病机为五志化火，大怒而血菀于上。然后描述临床表现为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轻则伤筋致肢体不用，重则半身不遂，久病不愈。如果久卧不起，汗出生湿，皮肤就会出现破损、溃烂，难愈之褥疮。

以上所云“痛风”（或者生活中常见的“糖尿病足”）和“中风后遗的褥疮”，都符合“高梁之变，足生大丁”的原意，可见离开了临床，空谈的理论永远是理论，除了质疑，争议和空泛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一个好的中医，除了白天看病晚上看书还能做什么？---还有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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