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的长假，不仅亲人欢聚一堂，也为同学聚会叙旧提供了难得机会。作为四十年前的同窗学子，回忆往事，喜悦之情不言而喻。

今年我们初中同学的聚会，订于正月初六，这样可以保证在北京工作或到北京探亲的同学得以参加。本来邀请了当年的班主任戴老师，戴老师很高兴接受了邀请，还利用关系，在一餐厅预定了包间房。因戴老师家临时来了外地亲戚，于是失去了与同学们聚会的机会，多少使这次聚会留有遗憾。

这次与大家聚会，增加了多年失去联系的贺汉功同学，这让大家非常惊喜。贺汉功同学上学时，是学校篮球队队员。当年我所在的天津市五十一中学，曾蝉联天津市中学生篮球赛的冠军，因此，教育局同意我校在全区小学范围内，挑选篮球特长生，贺汉功同学就是这样调入我校的。他天资聪颖，非常调皮，老师刚讲完十五分钟课，他便已掌握，后边的课就不爱听了，就开始与同学说话。记得上俄语课造句时，同学们一般都说：“我是工人”、“我是农民”、“我是飞行员”，只有他说了句“雅阿杰茨（我是父亲）”气得年近五十岁的侯老师，不再上课，改为训斥他：“你这个混球。”“你是净球。”……。以他的智商，如果当年考大学，绰绰有余。只是后来分配工作，他又不思上进，便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回忆中，有人提到一名同学曾经因接受商业贿赂而判刑时，有人为他惋惜，说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有的同学说：“二十多年他能受贿一万多元，那是本事。”言语中充满了敬意。我无言以对。我坚持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论他身居要职还是普通公民，都不能冲破做人的底线。以权谋私，无论他做到多大的官，在我眼中什么也不是，其人格远远不如靠拾荒生活的守法者。

正基于此，我对同学聚会充满了矛盾心理。并不是说自己多么清高，只希望“谈笑有鸿儒”，问题是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不能相差太大，否则很难有共同的语言。这样的同学聚会，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我们当年上中学时，正值文革后期，没有重点校非重点校之分，同学完全是依据所在学校，全窝端到中学。这样，全班同学不但家庭教育差异很大，每个人的智商、情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加之机遇不等，经过多年各不相同的人生旅程，昔日亲密无间的老同学，在事业、家庭、经济状况等方面差异明显：有的事业有成，有的默默无闻。有的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有的只能给老板打工。

由于存在这些差异，本该无拘无束的同学聚会，变得忌讳很多，需小心谨慎。比如，不能提自己在某一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不能畅谈自己事业上的成功。甚至不能提自己外出旅游的见闻，否则就会被认为是在同学面前显摆、炫耀。

我班有个同学，在文学创作方面小有成就，曾在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多篇短篇小说，当年被天津市作协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但当他说起当年的相关情况时，被同学讥讽为你是文化人，我们是大老粗。让欢愉的聚会，变得不愉快了。我们年级五班的同学，前些年曾全班聚会，今年也无法组织起来了，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境遇不同，人生价值观不同，是同学聚会的最大障碍。有些人害怕同学会是因为怀旧的气氛常常让人伤感;有同学因为自己境遇不佳感觉没面子。

本来，学生时代是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没有挣钱养家的压力，没有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也没有复杂微妙的利益纠葛。即使当年同学间曾有过矛盾或不快，随着岁月的增长，如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多是美好的回忆。那些曾经的单纯与美好，应当是同学会永恒的主题。在欢聚时光中，少点儿攀比，多点儿问候，珍惜曾经拥有，并期待真情能够天长地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