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往往就学会了“变通”，不能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后来成为被人嘲笑的对象。

清贫是历代多数知识分子的操守。不仅是指物质上的清苦，更指精神上的坚守。像“君子固穷”这样的名句不必说了，唐代诗人王勃有“君子安贫”之说，杜甫《写诗二首》中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这本身并无乐处可言，但颜渊身处逆境或物质匮乏的境地，却自得其乐，追求一种精神境界，体悟一种理性的愉悦。这种快乐，追求的是真善美高度统一的自由人格。面对生活中的挫折，许多知识分子用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的名言勉励自己，将生活中的磨难，视为上天对自己的磨练。所以，他们能够坦然接受生活中各种艰难困苦。生活磨练出的坚强意志，成为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懂得忍耐，也能够忍耐。佛教文化就要求人们不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甚至屈辱的事，都要能够忍耐、忍让。

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与帝王往往是格格不入的。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书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因为：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而不是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而不教人造反。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只能召唤、感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用暴力夺取政权。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多是理想，缺乏对社会的了解，也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诡诈、机变、老辣、无耻、狠毒等性格素质。学者文人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处理不好这个关系，正直的知识分子只能像陶渊明那样弃官而去。

宋代著名的奸相秦桧中过状元，书法很好，他当宰相时也到处题字，可就是流传不下来。为什么？是文人对他人格的不屑，“以人取字”。清朝翰林院有个叫秦大史的人，有一次和朋友一起到西湖游玩，来到岳王庙，见秦桧夫妇的跪像感慨万分。朋友请秦大史留字，他写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从整体上看，知识分子超凡脱俗，这是他们人生态度的一种必然选择。儒家认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在“德”不在“位”。德高位尊当然十分理想，德高位卑也可泰然处之，而德寡而位高则让人鄙视。孔子曾说“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意思是：当我发愤用功的时候，我可以忘了吃饭；当我快乐欢喜的时候，我会忘了忧愁。这时，不知道我的生命已经垂垂老矣。这是孔子的写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理想人格的一个写照。晚清以后，知识分子虽然失去了国家所赋予的功名和社会特权，但他们依然是社会的精英，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现代知识分子虽然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而科学文化的影响力却大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