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作为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艺术的一种物化形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风格和哲学观。家具功能及形态的完善，不仅改变着人们的起居习惯，规范着人们的举止礼仪，甚至也成了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秩序、经济实力、哲学思想、美学水平、民俗风情等方面的物化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家具史，就是一部专题文化史，它从一个侧面实证着整部中国大历史。

比如说清式家具的发展、兴盛与衰落，就基本上与清王朝本身的命运暗合，它们几乎同步经历了由兴起到鼎盛，最后走向衰败的过程。清式家具既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同时又是多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1644年，清帝国定都北京。在清初战乱不止、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艺术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直至康熙皇帝继位后，国力日趋强盛，家具制造和其他艺术品生产一样，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面对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和艺术渊源的汉民族，清朝统治者一方面为几千年辉煌的汉文化所倾倒，另一方面，对其自身的民族文化和审美情趣又难以割舍。在这种心态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最大限度地调和起来。清代工艺品风格，包括清式家具特有风格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例如，故宫博物院现存的一些鹿角椅、弓箭箱等，虽是按明式家具的结构和造型制作的，但它们却无不体现着满族的游牧民族生活习性。

清代家具在康熙时期，基本保留着明代风格特点。随着社会的进步，清代家具至乾隆时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形成了造型庄重、雕饰繁复、体量宽大、气度宏伟的清式风格。清代家具作坊以扬州、冀州、惠州为主，形成全国三大制作中心，出现了“苏作”、“京作”、“广作”等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家具的工艺技术和造型艺术上来讲，至少在乾隆中期，清式家具便达到了顶峰。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片面追求华丽的装饰和精细的雕琢，以雕饰的繁多求胜。

由于有时间年款的家具极为罕见，因而对清式家具的演变过程，难以进行实物印证。倒是一些传世的宫廷绘画，尤其是写实的宫廷绘画，例如清代帝后肖像和反映皇家生活的行乐图，图中的家具形体大可作为研究和考证清式家具起源、发展和演变的可靠材料。比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一套十二张的绘画，就为研究康熙晚年清式家具的风格特征，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这些画每幅长184.6厘米，宽97.7厘米，绢本设色。从画风来看，应是清早期的写真绘画，有可能出自莽鹄、焦秉贞、冷枚、沈喻等几位宫廷画师之手。这套绘画曾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长期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内公开陈列。过去，人们一直认为这十二幅画中所绘的人物是雍正皇帝的妃子，故为画取名为《雍正妃像》。后来得知，这十二幅画原本贴在圆明园深柳读书堂的围屏上，在雍正登基之后被重新揭裱移到紫禁城。从档案中称此画为“美人绢画”得知，画中人物只是几位佳丽，而不是雍正的妃子，故十二幅画遂被更名为《雍亲王题书堂深居图》。

这是一套有可靠创作年代供研究参考的写实绘画。画中的家具，结构准确，比例恰当，甚至其所用木料的纹理都被逼真地再现出来。可以确信，这些家具绝非杜撰。这些画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清早期家具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十二幅画中，出现了轿凳、桌案、床榻、柜架等近十个家具品种，涉及家具三十余件。其中，仿树根制香几、方桌、罗汉床、棋桌、仿竹制书格、宫灯、多宝格、斑竹绣墩、悬余架、架子床等，都是典型的清式家具。画中还有十余件明式家具，这说明，直至康熙晚年，在宫中使用的家具中，明式的还占有一定的比例。从画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清式家具不但骨架壮实，方直造型多于明式家具的曲圆造型，题材生动且富于变化，装饰性强，整体光素坚实而局部装饰细腻入微。在装饰风格上，明、清家具的追求已有本质的差异。明式家具尚意，清式家具尚型。可以说，构成清式家具主要特征的元素，在这一时期已臻于成熟。经查考，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养心殿造办处制作桌、案、几、椅、架、柜、床榻、屏风、匣等家具近千种，其中很多都是别具特色的制品。

雍正一朝虽然只有短短十三年，却如同它在历史上对清王朝的发展起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一样，在清式家具，至少是清式宫廷家具的形成与发展上，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新品迭出的重要历史时期。目前，一些传世的清式家具，虽无年款，但从结构考究、用料精选、属清式风格且无繁琐之蔽上可断定，当属雍正时期的作品。这些家具，当属清式家具中的佼佼者。

经过康熙、雍正两代的休养生息，到了乾隆年间，清帝国已臻于极盛。版图辽阔，四海臣服，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力达到“康乾盛世”的顶峰。这一时期的清式家具，也几乎走向了极致。

乾隆时期的家具，尤其是宫廷家具，具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制作不惜功料，工艺精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时期家具品种之多，式样变化之广，工艺水平之高，均超出清朝其他历史时期，是清式家具的鼎盛年代，也是清式家具制作数量最多、工艺最精湛、品种最丰富的一个时期。因此，有理由认为，和其他工艺美术品一样，乾隆时期的家具，最富有清式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清式家具的代表。其二、装饰力求华丽，注重与其它工艺相结合。这一时期的家具大量使用了金、银、玉石、宝石、珊瑚、象牙、珐琅器、百宝嵌等不同质地的装饰材料，追求富丽堂皇的视觉效果。

物极必反。就某些乾隆年间的家具而言，过多的非功能性装饰使其显得繁复累赘，过犹不及，破坏了家具的整体艺术效果。而就品种式样的变化而言，为了追求奇巧，一些器物做得越来越不实用。以丧失使用功能为代价，去追求所谓的标新立异，从而使这些家具成为一种摆设，乃至纯粹用于炫耀的奢侈品。

这一时期家具制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固然有其社会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与乾隆皇帝本人的好恶密不可分。通查乾隆年间《造办处活计档》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像对其他工艺品一样，对家具制作极有兴趣，不仅直接参与造办处的家具设计、制作和修复，而且往往具体到式样如何、尺寸大小、怎样更改。作为帝王，他的审美观对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制成的家具上面，自然而然地也会留下他的思想和情趣的“烙印”。可以不夸张地说，乾隆时期过度求奢之风的日益滋长，终开清式家具衰败之先河。乾隆一代60年，从某种意义上讲，既是清帝国极盛的一代，又是由盛而衰的转折期。清式家具亦不例外。

清末由于国力衰败，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战争频繁，各种民族手工业均遭到严重的破坏，家具艺术每况愈下，从而进入衰退期。比如说在嘉庆道光时期，家具生产就出现了长时间的停滞。造办处活计日渐减少，主要工作便是修修补补、拆拆改改，几近停工。从当时皇家造办处的文件档案中可以看出，随着工作量的减少，家具生产规模日益缩小。民间家具多以仿宫廷风格为主，只是愈加简陋和粗糙，毫无艺术性可言。现在文物界把凡是制作近似乾隆、工料却又不够精良的清式家具，定为嘉道时期的制品，不无道理。这一时期宫中制作的家具很少，大量流行的家具多是民间制作的仿宫廷家具。其特点是偷工减料，装饰艺术变繁琐为拼凑。盛时清式家具的躯壳虽在，内在的精华已丧失殆尽。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接踵而至，中国已处在被外国列强任意宰割的阶段。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家具业随之结束了它曾经的辉煌。从全国范围看，清式家具不仅用料做工日益粗陋，形式也更为拙劣。其中，尤以光绪皇帝大婚、亲政时置办的一批硬木家具最为典型。这批家具有的出自北京几家木器场，有的则是从香港和东南亚采办来的。总体而言，造型粗俗，雕饰繁滥，与鼎盛时期的清式宫廷家具判若云泥。至此，不论以苏作家具为代表的“明式”家具，还是以广作、京作、苏作为代表的清式家具，已如昨日黄花，完全走向了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