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文房用具的收藏，就是指“文房四宝”的收藏。其实不然。我国古代文房用具的含义极其宽泛，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还包括许多辅助性工具在内。比如笔用类就包括笔挂、笔筒、笔架、笔匣等；墨用类包括墨床、墨盒、墨缸、墨屏等；砚用类包括砚屏、砚匣、砚山等；水注类包括水滴、水盂等。即便是笔洗，也包括在古代文房用具里。辅助类用具更多，不仅包括帖架、书灯、香熏、香炉等，而且包括古琴、拜帖匣、铜镜以及书斋家具在内，可谓种类繁多、数目庞杂。由此可知，人们常说的“文房四宝”仅仅是文房用具中的极小部分，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包括在内，而这一部分同样是值得我们认知和重视的。
    说到文房用具，就不能不提书斋家具。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房用具，它又是小件文房用具的载体。我们知道中国的家具多是为房屋配套的，与房屋相比，家具扮演的是附属角色。房屋的用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具的用途。如果将家具摆在书房里，那么，这些家具自然就是书斋家具了。书斋家具即包括大件如书柜、书案、画桌等，也包括小件如琴几、拜匣等。明清书斋硬木家具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家具用材的差异上。如明代文人多以拥有一件黄花梨、鸡翅木等硬木书斋家具为荣。而到了清中后期，由于黄花梨、鸡翅木的短缺，书斋硬木家具的主角便被紫檀、红木、花梨木所代替。
    除却书斋家具，文房用具总的来说其特点就是比较精细。精是指体型较小；细则是指做工精雕细刻，拥有很强的文人气息。比如说臂搁，就是古代文房用具中一件极具欣赏价值的文案用品。现如今的许多人，由于远离了用毛笔书写的习惯，从而对它可能已比较陌生了。过去的人们多是长袍马褂，人们用毛笔写字时，书写格式是自右向左，稍不留意衣袖就会沾到字迹上。于是，聪明的明代文人就发明了用来搁放手臂的文案用具——臂搁。它除了能够防止墨迹沾在衣袖上外，垫着它进行书写时，还会使腕部非常舒服，特别是抄写小字体时。因此，臂搁又称腕枕。
臂搁的材质很多，不仅有竹子的，而且有黄杨木、紫檀木、紫砂、象牙等，其中以竹雕的最为常见。竹雕的臂搁大多由一节竹子剖开制成，长度一般不会超过0.5米，宽度约七八厘米。当然，由于竹子的材型不同，臂搁的造型也往往千奇百怪。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明清两代竹刻艺术有了大的发展，可谓名家倍出，群星灿烂。其中，有几位代表性的人物，如以朱氏祖孙三人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为代表的嘉定派竹刻；以濮仲谦为代表的金陵派竹刻；明末“留青”圣手张希黄所刻臂搁；清道光年间的名家周子岩等的作品等都是值得关注的。比如说，2005年5月30日在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一只清康熙年间“顾珏”、“宗玉”刻款的竹雕笔筒竟拍至一千多万港币，至今令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另外，除去竹木雕器外，文房瓷器也是一大种类。它不仅包括笔筒、笔架、笔帽、笔洗，而且还有印泥盒等。这其中又以青花和粉彩居多，不仅造型精巧，而且画面美观。文房瓷器由于主要为古代读书人所用，文化气息浓厚，加之不易保存，存世量较小，价格不仅高于同年份的其他器形的瓷器，而且近几年升值很快。日前，一只边沿“有充”的明代崇祯年间的青花笔筒，在郑州市淮河路文物市场以9000元的价格卖出。据资深藏家介绍，如果这个笔筒品相完好，卖价当在10万元以上。再比如清康熙年间的青花笔筒，五六年前其价格大约为三到五万，如今低于十万元是很难得到了；一个清晚期粉彩印泥盒，五六年前只不过五六百元，现在则要数千元才可望购得。
    当然，经过了历史的积淀，工艺讲究的笔墨纸砚，自然是投资商、收藏家极力寻觅的收藏品。出人意料的是，在拍卖会上，很多“文房四宝”之外的文房用具所创造的拍卖价格，甚至超过了“文房四宝”的拍卖价格本身。比如，一件由清雍正至乾隆年间宜兴人杨季初制作的紫砂笔筒，由于作者“善制菱花紫砂壶，深谙绘事六法，又是雕塑能手，其文化学养非一般陶人所能及，所制紫砂笔筒，多绘人物、山水，独具特色，为时人宝之，曾入值内廷”。其作品在几年前的价格不过是人民币二十几万元，今年再次拍卖时则涨到近百万元，升值幅度由此可见一斑。
    文房用具市场的快速升温，已引起了藏家的高度关注。大家一致认为，文房用具体积虽小，但内涵丰富，由于根植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所以随着社会整体收藏热的带动，文房用具快速升值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