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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简介

张世科

   河南永城人,1962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现为郑州明韵清风斋主持人。常年致力于中国明清硬木家具收藏及河南著名碑刻拓片整理。

已出版著作:

    《碑刻的诉说》

    《雾中黄花梨》

    《河南碑刻类编》 

    《收藏怎忍细说》 

    《明清家具材质辨》

    《收藏妙处与君说》

    《明清家具诱惑世界》

    《放弃与抉择同样重要》

    收藏这杯酒谁喝都会醉》

即将推出著作: 

    《金石王铎》 

    《碑刻里的中国》

    《透过金石看“两蔡”》

联系电话:1533381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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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7-05-08 00:28)

蔡襄(10121067),字君谟,汉族,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 。北宋著名政治家、书法家、茶学家。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先后任馆阁校勘、知谏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

蔡襄书法浑厚端庄,淳淡婉美,自成一体。由于过于恪守晋唐法度,创新意识略逊。但作为宋代书法发展上的关纽人物,他不可或缺可以说,蔡襄以自己的书法成就,为晋唐法度与宋人的意趣之间搭建了一座技巧的桥梁。蔡襄的书法,在其生前就受人推崇,极负盛誉。由于蔡襄颇自惜,不妄为人书,所以传世作品较少。计有《自书诗帖》《谢赐御书诗》《陶生帖》《郊燔帖》《蒙惠帖》《蒙远帖》《脚气帖》《荔枝谱》等。

史传其碑刻仅有《万安桥记》《昼锦堂记》。然而,经过我们实地走访,发现蔡襄现存碑刻远远超出世人的记忆。按时间的先后顺序计有:

1、《九日山题记》北宋庆历四年(1044)蔡襄题写,楷书,字径约20厘米,4行,行字因下部磨灭难辨,似有八字。文曰:庆历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沈衡蔡襄庄复□□、宜邑宰夏化育林□□、同游延福寺隐君□。现存福建泉州九日山摩崖石刻群。

2、《鼓山题记》北宋庆历六年(1046)蔡襄题写,楷书,字径约40厘米。文曰:邵去华、苏才翁、郭世济、蔡君谟庆历丙孟秋八日游灵源洞。现存福建福州东郊鼓山灵源洞。

3、《国师岩刻石》北宋庆历六年(1046)蔡襄题写,楷书,字径约60厘米。现存福建福州东郊鼓山灵源洞。

4、《忘归石刻石》北宋庆历六年(1046)蔡襄题写,楷书,字径约70厘米。现存福建福州东郊鼓山灵源洞。

5、《万安桥记碑》亦称《洛阳桥记碑》蔡襄撰文并书丹。文记北宋嘉祐五年(1060)修造泉州万安桥之事。现存福建泉州蔡公祠

碑书于嘉祐五年(1060),共两块,等大,高2.31米,宽1.64米。每碑字6行,除第11行为10字外,余均为13字。碑字为楷体,点画劲秀浑厚,沉着扎实;用笔以颜体为主,横画较颜体为粗。起笔圆劲,转角处多不提笔另起。通点画粗细变化较小,不似颜体粗细变化明显。结体基本上也是取法颜真卿,但较颜体更为秀匀严整,並参入褚、虞笔意。

蔡襄的书法,从多方吸取营养,然楷书受颜真卿、虞世南、柳公权等影响较大。人们常说,在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家中,蔡楷书成就最大,观此碑可知此说並非毫无道理。在章法上,此碑行距字距相差不大,显得端秀匀朗。后人对此碑评价甚高。《皇宋书录》谓本碑“大字刻石最佳”。南宋周必大也谓此碑“端庄沉著”,是大书之冠冕。明王世贞在《弇州山人稿》中则说:“万安天下第一桥,君谟此书雄伟遒丽,当与桥争胜。”又认为此碑与《昼锦堂记》都是蔡襄楷书中的最精品。

6、《刘蒙伯墓碣文》亦称《刘蒙伯墓碣铭》北宋嘉佑六年(1061)刻,蔡襄撰文并书丹。现存福建福州于山碑廊

7、《昼锦堂记碑》又称《百衲碑》欧阳修撰文,邵必篆额、蔡襄正书。北宋治平二年(1065)立于河南安阳韩魏公祠。原碑已毁,现存碑刻为元至元年间重刻。

8、《伏虎胜境摩崖刻石》蔡襄题写,现存福建泉州虎岩寺。实景

9、《题十八学士图碑》北宋大观年间题,现存碑刻为清碑。碑文由赵佶、蔡襄、蔡京共同书丹。现藏安徽无为米公祠。

                      特别声明:公元1949101日后所刊刻碑,均不在此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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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千年古城商丘,现存有一通造型别致的碑刻——碑为石幢,八面刻字。它就是闻名中外的《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碑》。​

      “八关斋”本是佛家用语,是说佛教的男女信徒一昼一夜所受的八条戒律:不杀生、不偷盗、不奸淫、不妄语、不饮酒、不眠坐高广华丽床座、不涂施香及歌舞观听、不食非时食。这八条戒律中,前七条为戒,后一条为斋,合在一起即为“八关斋戒”。斋者,信佛之人所吃素食为斋,施舍饭食给僧人亦称斋。通常寺院会为祭祀或祈祷而设八关斋会报德,算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佛事活动。

       史载,唐安史之乱期间,河南节度观察使田神功在叛军攻打睢阳时,曾两解宋州(今天商丘)之围。后来田神功有疾,虽经年累月,但未用药而病愈。宋州刺史徐向等人为答谢神灵的降福,于唐大历七年(772)五月设了八关斋会。据说徐向设会后,睢阳地方官吏及富豪乡绅情绪高涨,又接着搞了几次,其中文官设500人为一会,武官设1500人为一会,地方绅士则设5000人为一会。一时间,善男信女八方云集,经声佛号昼夜不息。也就在这个时候,对田神功感恩戴德的宋州人又从千里之外请来了大书法家颜真卿,纵笔撰书了《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不仅把这次设会经过及盛大场面记述了下来,同时也把田神功的功德给大加赞扬了一番。这篇《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被刻于两米多高的八棱石幢上,每字三寸见方,端庄雄伟,成为公认的颜鲁公晚年最精美的代表作之一。

      遗憾的是,唐武宗灭佛时,该石幢也给砸得“瘢痍坏失”。唐大中五年(851),新到任的宋州刺史崔倬,为寻访前贤事迹,在砾壤中找到了被毁的碑石,又从前任那里求得原碑拓片,对残碑进行了重刻。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泛滥,水决入城,睢阳开元寺亦被滔天洪水吞噬。位于寺中的碑,自然难逃水厄。后来睢阳城重筑,新址“为避洼趋高乃徒而北之”,今天的睢阳城南门即为古城的北门处。到明嘉靖年间,睢阳新城的城外重新修筑了护城大堤,开元寺原址北侧新建大殿三楹,原立于开元寺东侧的《八关斋碑》,亦被留在了新修的大堤南侧。当时正逢监察御史王楠到此视察,以“八关者乃佛事戒规也,而饭僧忏悔,事不雅驯,不足传于后也”为由,命人将三间大殿改设“颜鲁公之神主”牌位,并为其题写了“颜鲁公祠”四个大字。参政乔世宁有记:“世宁徘徊石幢下,而怆然悲焉。曰:斯非睢阳故地也?往禄山之叛也,监城守义者惟平原与睢阳耳。当其时北招河溯,南蔽江淮,令唐不遂亡者,独以平原、睢阳故也。今睢阳人论张许事,无不愤惋泣下者,彼独不并念着鲁公焉?此所谓礼有义起者也。乃世宁又览鲁公传,见田神公者,盖鲁公始起焉。是神功宋州之泽,皆鲁公之遗也……”由此可见,一方石幢,真切地留住了一段极为特殊的记忆。明崇祯年间,《八关斋碑》因“下临濠水久之浸及碑”,为郡人张翮出资迁之。为此,侯方域曾作《新迁颜鲁公碑记》。清顺治年间,告老还乡的国史院大学士宋权重修颜鲁公碑亭,侯方域再作《重修颜鲁公碑亭记》。其中提到宋权此番作为,乃欲“借鲁公以激发天下之忠义”。

       这里面有个背景:唐玄宗时,颜真卿乃为朝廷命官。奸相杨国忠“怒其不附已,出为平原太守”。但颜真卿仍以社稷为重,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在太守任上首举义旗,与堂兄弟颜杲卿联手起兵抗击“安史之乱”,河北一带十七郡纷纷响应。后来朝廷虽将他调回重用,但又被弄权的宰相元载、杨炎、卢杞“忌之”,专权的宦官李辅国“恶之”。以至于唐肃宗、唐代宗两朝,颜真卿曾三次从宪部、刑部尚书职位上被逐出中央、两次被夺去实权。如此“教训”,一般人都该知道是咋回事儿了,从而变得“聪明”起来。可颜真卿依然刚直不阿,恪守人臣气节。直到后来李希烈叛乱,卢杞耍弄“借刀杀人”之计,把77岁的颜真卿推为朝廷代表去劝降叛军,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睢阳人钦佩颜真卿,认为他官做得磊落,字写得好看,并以得其亲笔撰书为荣,是谓“独重鲁公书也”。侯方域赞曰:“云蒸霞蔚,笔既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所谓坤舆之神奇,历千载如一日。”又赞:“海内自缙绅先生、山林风雅之士,见者未尝不唏嘘称叹,购之惟恐不得……”这番言语,很能代表睢阳人对《宋州八关斋会报德记碑》的态度,更能代表睢阳人的胸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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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魏石经”,顾名思义,不仅包括《熹平石经》,而且包括《正始石经》。由于二者的刻制时间仅相隔60余年,又曾同时立在洛阳太学前,故而史料中多将其统称为“汉魏石经”,很少将其分开表述。然而,文明的产物在亵渎文明的时代,其命运注定是悲惨的!东汉的《熹平石经》如此,曹魏的《正始石经》更是如此!

       据史料记载,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等基于儒家经籍中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谬误甚多等现象,为了不贻误后学,便奏请订正了这些经文,于是便有了名闻天下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始刻于汉灵帝熹平四年,讫至光和六年(183),凡历9年而成。依杨龙骧《洛阳记》记载,刻石四十六碑,立于太学讲堂前的东侧,有《鲁诗》、《尚书》、《周易》、《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等七种经文。每经碑石骈罗相接,以瓦屋覆之,四面设栏障,开门于南,河南尹设吏卒专门管理。东汉光武帝时设立五经学官十四博士,皆是今文经学家。《诗经》有鲁、齐、韩三家,《易经》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礼经》有大小戴二家,《春秋公羊传》有严、颜二家。最初本欲尽刻十四家章句,后以其势所不能,每经只以一家为本,仅在每经的碑末,另列诸家经文章句的异同于校记。

       汉石经碑面无纵横界格,系一字隶书直下行文。每石行数、每行字数各不相同。碑石长方形,经文自右至左,每经自为起讫,先表后里,每经的每篇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占一行。据王国维考证,每碑一面约35行,每行75字左右,为标准的四分体隶书,每10字约合“建初尺”一尺许,碑下有座,碑身插于座中。

       该石经共计46石,各高一丈许,宽4尺,两面刻字,计20余万字。刻成后立于洛阳太学门外。据说在石经刚刚竖起来的日子里,后儒晚学们争相前往观看、描摹,所乘车辆每天多达千余,以至于把巷陌进出的通道都给堵塞了。

      曹魏在洛阳立国后,太学再度繁荣。曹芳继承皇位后,决心整理《熹平石经》碑石,并补刻经石若干。于是就有了从三国曹魏正始二年(241)开始刻制,到始九年刻竣的《正始石经》。

     《正始石经》 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复立太学于洛阳,于正始二年(241)又立《正始石经》于太学讲堂西侧。特立古文经石以补之,所刻的石经只有《尚书》、《春秋》2部。经文皆用古文、小篆和隶书3种字体书写,后世因而称为《三体石经》。

      《正始石经》在每一碑面刻有纵横线条为界格。一字三体直下书刻,每面约33行,每行60字。碑石皆是平顶的长方形。每碑行数各不相同。1922年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一块《三体石经》,两面经文1800馀字,正面刻《尚书》的《无逸》、《君?》篇,背面是《春秋》僖公、文公传记。20世纪30年代初,《君?》篇的左下角残碑出土,正面下刻“第廿一”3字,背面刻“第八”2字,马衡据以推断,《正始石经》应是28碑。1957年西安市发现了《尚书.梓材》残碑一段,下刻“正始二年三”及“第十七石”,这2块残碑的记数都证实了28碑的推断是正确的。

       令人唏嘘的是,《熹平石经》及《正始石经》诞生不久,便叠遭徙乱,以至于最后荡佚无存。据《后汉书•蔡邕传》《洛阳记》《太平御览》和《资治通鉴•梁纪四》等记载:汉末董卓火烧洛阳官庙时,波及太学讲堂,《熹平石经》便有损伤;西晋永嘉年间,《熹平石经》及《正始石经》崩毁已过大半;至北魏迁都洛阳前,冯熙和常伯夫相继为洛州刺史,毁取石经“以建浮图精舍”,其“所存者,委于榛莽,道俗随意取之”。虽说北魏神龟元年(518),崔光曾经建议修补石经,但该提议并未落实,后来也无果而终。尽管如此,石经此时当尚存多半。到东魏建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附近)时,当时的统治者高澄欲通过水路将两种石经一起从洛阳搬迁到邺城。据说石经被运至今孟州市境内时,遭遇黄河溃堤,近半石经就这样掉入了黄河。而真正运到邺城的“汉魏石经”,不过52块而已。

      公元579年,北周统治者将这些劫后余生的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隋朝建立后,掌权者又将部分石经从洛阳运入了长安。可尽管如此,石经的厄运并没有结束。这些历经艰难运到长安的石经,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以至于有的石经,竟被改制成了柱础。据说到了唐朝初年,魏征收集“汉魏石经”时,已“十不存一”了。

      其实,经历如此辗转迁徙,“汉魏石经”的真实踪迹,已不可穷究。依据史料记载,宋时,《熹平石经》各经皆有残石出土,而《正始石经》则未闻发现。南宋洪适搜集石经拓本时,《隶释》存“汉石经”两千一百六十七字,《隶续》仅存洛阳苏望摹刻的“魏石经”,计古文三百七十字,篆书二百一十七字,隶书二百九十五字。直至1895年,真正的《正始石经》残石,才在洛阳故城龙虎滩第一次出土。

       尽管近现代学者对“汉魏石经”做了大量的收集、复原和考证工作,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也陆续发现有“汉魏石经”残石出土。但是关于“汉魏石经”的辗转流徙,仍然有一些问题无法释然。

       其一,据《北齐书•文宣帝纪》记载,北齐天保元年(550)“八月……往者文襄皇帝(按:即高澄)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此处仅云“汉石经”,而不云“魏石经”。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云,北魏时期,汉石经尚立于讲堂东侧,魏石经尚立于讲堂西侧。而高澄迁徙石经时,“魏石经”当与“汉石经”同时并立于太学。高澄是否把“汉魏石经”全数运至邺城?以至于即使小半失落于水,仍存五十二枚之多?否则,则无法自圆其说。

       其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而且各经皆有。这样一来,就令人怀疑“汉魏石经”是否曾经遭遇过水厄!更怀疑隋时“汉魏石经”是否被运到长安?抑或是当时仅仅把完整的石经运至长安,而把大量残石丢弃于原地,也未可知。当然,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发掘出新的物证时,才可望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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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村民徐玉超在其家乡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附近,发现了一通墓志——《鲁潜墓志》。该墓志为青石质,高0.21米、宽0.31米,魏书志文,共14行计126字。作为一通晋代墓志铭,《鲁潜墓志》按说应是极平常的。然因其记载有与曹操墓相关的信息,从而使其一时备受关注。

根据墓志志文可知,墓主鲁潜卒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后赵距离曹操去世时间不过100多年,墓志上有铭文:“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考古专家据此推断,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1998年6月28出版的《中国文物报》,对《鲁潜墓志》的发现过程进行过报道,并公布了该志的全文。

我们知道,活跃在我国东汉末年的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不仅是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而且是三国中曹魏政权的实际缔造者。雄才大略的曹操,以汉天子的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伏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经过多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北方。通过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的办法,在其统治范围内,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奠定了曹魏立国的基础。曹操在世时,担任东汉丞相,后为魏王,去世后谥号为魏武王。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其为魏武皇帝,庙号太祖。

难能可贵的是,曹操不仅精兵法,而且善诗文,常常借诗反映汉末人民的苦难生活,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其诗歌气魄雄伟,慷慨悲凉;其散文亦清峻整洁,从而开启了建安文学新风,史称“建安风骨”。鲁迅先生对其有过极高评价,认为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不仅如此,曹操还擅长书法,尤工章草。唐朝张怀瓘在《书断》中,就不止一次地将其作品评为“妙品”。

被称作高陵的曹操墓,其位置一直是个谜。曹操作为东汉末年至三国前期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又是薄葬的忠实提倡者。他为自己选定寿陵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因高为基,不封不树”。不仅如此,他还确定了自己下葬时的一些原则,说只要送终衣服四筐,“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又说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件也不要。曹操死前,还遗令天下在将其葬毕后,全部脱下丧服,不要离开自己原来工作的场所,该干什么干什么,坟墓里更不要埋藏金玉珍宝。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一个月后,魏文帝曹丕遵嘱将遗体运回邺地安葬。据《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在其生前就已筹建陵墓了,其位置大约在西门豹祠的西面,周围有公卿大臣的陪葬墓。不过由于邺地的西门豹祠实在太多,周围几州都有西门豹祠,因而要想找到确切的曹操墓显然是有困难的。

由于找不到曹操的墓,人们就浮想联翩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就冒了出来。后代《舆图备考》、《方舆纪要》等认为,曹操死后害怕后人发掘其陵墓,设立72疑冢,使人真伪难辨。疑冢从临漳县的讲武城起,直至磁州为止,一座座如小山布列。他们强调72座墓中,必有一座埋葬着曹操的尸体。有关专家认为,这种说法的出现大概是从宋代开始的。因为自唐之后,曹操墓园就逐渐荒废,陵上没有了任何标志,人们只见农田一片,而不知陵墓的真实位置。宋代以后,曹操在人们心目中渐渐成了奸臣的形象,大家只想到了他狡诈的一面,遂有了72疑冢的说法。在丑化曹操的同时,72疑冢就更成了其奸诈欺世的罪证。

建国以后,考古专家对这些疑冢进行了调查,发现从晚清以来被老百姓盗掘的这些墓葬,大部分是北魏、北齐时代的王公要人墓,里面皆有尸骨,有的甚至有二至三具。曹操设疑冢的目的是怕后人盗墓,不可能每个墓内都有尸骨。这些墓大多是有墓志的,志石大小虽然不同,但个个都详细介绍了墓主人的姓名、性别、籍贯、年龄、官职、业绩、死亡时间、下葬地点等,其中有齐献武帝第八子淯、第十一子湜、安丰王妃冯氏、魏兰陵郡开国吴郡王云州刺史景公等。一些史学家推测,72疑冢可能是曹操生前所设,主要是为了迷惑后人,而北朝的这些王公命妇是“坐享其成”。但也有专家认为,曹操的疑冢其实是宋元人的不经之谈,是值得怀疑的。1988年3月,国家有关部门正式作出结论,长期以来在民间传说是曹操72疑冢的河北磁县古墓群,已查明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确切数字是134座,已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也有人认为,以曹操的智慧,既然能弄出72疑冢迷惑世人,使人不知其葬处,其真墓必定不在其中,而是在另一个人所不知的地方。那么,这第73座墓究竟在何方?有人认为曹操的墓不在地上,而是在漳河的河底。魏文帝颁布过《止临淄侯植求祭先王诏》,内中说:“欲祭先王于河上,览省上下,悲伤感切。”既然祭于河上,就有可能墓在河底了。这种说法到了清代就被演绎开了。一本叫《坚瓠续集》的书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均说,在河底发现了曹操冢,不过地点不同,前者说在临漳,后者说在许昌。《坚瓠续集》更是把此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顺治初,漳河水涸。有捕鱼者见河中有大石板,旁有一隙,窥之黧然,疑其中多鱼,乃由隙入。数十步得一石门,心怪之,出招诸捕鱼者入。初启门,见其中尽美女,或坐或倚或卧,分列两行,有顷俱化为灰委地。内有石床,床上卧一人,冠服,俨如王者,中立一碑,渔人中有识字者就之,则曹操也。众人因跪而斩之,磔裂其尸。诸美人盖生而殉葬者,地气凝结,故如生人,既而漏泄其气,故遽成灰,独操以水银殓,其肌肤尚未朽腐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分明是一个演义,是信不得的。

其实,唐代以前,曹操高陵的具体方位人们是熟知的,根本不是什么历史之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收有南朝至唐代内容涉及高陵的诗歌29首,均未谈及墓的真伪问题。比如《鲁潜墓志》上有“墓在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的说法。由此可知,后赵建武年间高陵的地表上还有墓园,不然怎么会有“西北角”一说?曹操虽要求不封不树,但看上去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

直到2009年12月27日,曹操高陵才得到考古确认。河南省文物局宣布,其地址就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带。该地西依太行,北临漳河,南倚南岭,地势较高。西高穴村向东7公里处,为西门豹祠遗址,14公里余为邺城遗址。东临安阳固岸北朝墓地,隔漳河向北为讲武城遗址和磁县北朝墓群。曹操墓计由墓道、墓门、封门墙、甫道、前后主室和四个侧室组成,规模宏大,结构复杂。2010年2月4日,高陵被增补为河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按理说,鲁潜与曹操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但由于这个墓志,明确而又详细地指出了曹操墓的大致方位,从而具有了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而后来曹操墓的被正式确认,也证明《鲁潜墓志》所言曹操墓的大致方位还是比较靠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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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藏于洛阳师范学院的《桓臣范墓志》,全称《大唐故左武卫大将军桓公墓志铭》。我们知道,唐时的左武卫大将军,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集团军或一个军区的首长。走过历史的这等人物,可谓如过江之鲫,难以胜计。因此,桓臣范其人《旧唐书》没载,《新唐书》只在《桓彦范传》中捎带了几句,“弟元范,官至常州刺史;臣范,工部侍郎”。

可《桓臣范墓志》还是极有价值的!这不仅仅在于其撰文者是徐峤之,书丹者是王缙。徐峤之作为当时的著名文人,著述丰赡却近乎全失;王缙作为当时著名的书法家,传世作品也无多。凡此种种,足见《桓臣范墓志》之价值所系。但更为重要的是,《桓臣范墓志》对于桓氏家族在武则天、中宗、睿宗乃至玄宗时期的盛衰与悲惨遭际,记述得颇为详细。不仅弥补了正史阙如的遗憾,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大唐上层的政治斗争。可以不夸张地说,《桓臣范墓志》刻写的虽是桓氏家族的灾祸与荣光,从某种意义上更是大唐王朝跨越刀山火海,走向“开元盛世”的艰辛路程。

实如《桓臣范墓志》所言:“则天耄年,国忧多难。二张将弄神器,五王克静萧墙。”需要说明的是,“二张”是说张昌宗、张易之。作为当时宫中内侍(男宠),他们与武则天朝夕相伴,主仆关系非同一般,既是武则天祈求永年的精神力量,又是女皇帝的私人政治势力,已经成为大唐帝国的萧墙之祸;“五王”是说汉阳王张柬之、扶阳王桓彦范、平阳王敬晖、南阳王袁恕己、博陵王崔玄暐。“五王”之所以为王,是因为他们功高得封:诛杀了“二张”,将武则天的大周又变成了中宗李显的大唐。

诛除“二张”后,洛州长史薛季昶曾劝说张柬之等人:“二张”虽除,武三思犹在;去草不除根,终当复生。而张柬之则以为“大事已定”,武三思不过是砧板上的肉,难以兴风作浪。朝邑尉刘幽求也劝桓彦范等人:武三思尚存,公辈将死无葬身之地。不除掉武三思,你们将后悔莫及。桓彦范也以为:天下已定,遂不纳其言。其实,“五王”也有自己的难处。武三思是中宗李显的表兄,李显的女儿安乐公主与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是夫妇。如果行诛,将牵连到女婿。而杀掉爱女的夫君,不仅中宗不同意,跋扈的韦皇后更不会同意。“麻秆打狼两头怕”的结果,只能婆婆妈妈地等下去。

桓彦范等人不诛武三思,不等于没有人想要武三思的命。比如驸马都尉王同皎就挺身而出,决意干掉武三思。事败,王同皎全家被杀。武三思借题发挥,把这事儿算在了“五王”头上,“五王”由此被贬为“五司马”。《新唐书桓彦范传》云:“王同皎谋诛三思,事泄,三思诬彦范等同逆……乃贬彦范泷州司马,敬晖崖州司马,袁恕己窦州司马,崔玄暐白州司马,张柬之新州司马,悉夺勋封。”随后,武三思再次挑起是非“疏韦后隐秽,榜于道,请废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彦范辈为’”。于是,武三思以“五司马”诬陷韦后为由,勾结韦后,胁迫中宗颁布诏令,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予以流放。结果是,张柬之悲愤而死,桓彦范、敬晖、袁恕己、崔玄暐则被武三思以“矫制”杀害。尽管江山依旧姓李,但武三思已然将“五王”变成了“五司马”,继而由“五司马”变成了“五流犯”,最终“五流犯”变成了“五死鬼”。“五王”为自己革命的不彻底性,赔上了自己的生命。

有道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韦皇后与武三思弄在一块儿,该杀的杀了,该砍的砍了。剩下的,只有琢磨皇位了。时太子李重俊非韦后所生,韦后、武三思与安乐公主、武崇训夫妻等,对其多有侮辱,甚至呼其为“奴”。安乐公主还在他们的唆使下,数度请求老爸中宗废太子为王,立自己为皇太女。李重俊气愤之下,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羽林军杀死了武三思、武崇训等。可在追杀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的过程中,稍迟了一步。当韦皇后等拥中宗驰赴玄武门楼,中宗依槛呼叫李多祚等“汝并是我爪牙,何故作逆?若能归顺,斩多祚等,与汝富贵”时,便大势已去。于是,李多祚被斩,李重俊兵败,也被部下所杀。太子没了,剩下的中宗,随着喝下韦皇后手中的毒酒, 便“幸福地”去了极乐世界。韦皇后准备隆重登基之际,斜刺里又杀出个李隆基,把韦皇后给砍了。李隆基将老爸李旦扶上皇位,是为睿宗。大家还没怎么瞧清楚李旦,李旦就成了太上皇。李隆基登基,是为玄宗。由是,天下乃定,大唐从容走向了再度繁荣——开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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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新安县千唐志斋博物馆里,有一通《袁公瑜墓志铭》。该志高0.7米,宽0.74米,用青石琢成。志题为“大周故相州刺史袁府君墓志铭并序”,下署“河北道安抚大使狄仁杰撰书”。如此一来,一通墓志引出了两个古人。其中,狄仁杰知名度颇高,大家可能都知道,而知道袁公瑜的人恐怕就不会太多了。

志文中的袁公瑜,不仅天资聪颖,才思敏捷,19岁就做了通事舍人,而且 “宰处有声,恤刑无讼”。可同一个袁公瑜,狄仁杰称赞其“素多耿直”,而正史却批评其“陷害忠良”。那么,历史上真实的袁公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狄仁杰在该墓志铭中写道:“君讳公瑜,陈郡扶乐人也。年十有五,乃志于学,谈近古事,若指诸掌。年十九调补唐文德皇后挽郎、授晋州司士,郡有事每命君奏焉。君音仪闲雅,声动左右,唐文武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叹曰:‘朕求通事舍人久矣,今乃得之。’时以寺狱未清,因授君大理司直。”由此可见,在狄仁杰的眼中,袁公瑜由于年少好学,精通历史,连唐太宗都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拜其为兵部郎中,总文武之司;唐高宗更提拔他为“司刑少常伯”。在品德方面,狄仁杰称赞袁“君素多耿直,志不苟容”,可惜“猜祸之徒,乘间而起。惜乎忠而获谤,信以见疑”。在狄仁杰看来,袁公瑜由于生性耿直,为官场所不容,最后因谗言而遭贬斥。“徙居白州,窜迹狼荒,投身魍魉,炎沙毒影,穷海迷天。” 73岁时,郁郁而终。唐久视元年(700),葬于洛阳邙山。

据《新唐书》记载,唐龙朔二年(662),当朝宰相许圉师“其子猎犯人田,有辞,怒而射之,圉师掩不奏,为人造擿(tī)。帝让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乎?’遂免官”。也就是说,许圉师的儿子在打猎过程中侵犯别人的田地,发生纠纷,其子射杀田主,圉师隐匿事实,被人告发,终被免官。

关于许圉师被免官,新、旧唐书均有记载。《旧唐书》说是由于李义府的弹劾,《新唐书》则称是许敬宗的告发。但《资治通鉴》却说:“(袁)公瑜遣人易姓名告之”。即系袁公瑜仗义执言,匿名弹劾。在官官相护的年代,敢于弹劾当朝宰相,足可证明袁公瑜确如狄仁杰所说的“素多耿直,志不苟容”。袁公瑜之后屡次被贬斥,也是受到许圉师一派势力的排挤,最终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其实,袁公瑜不仅在政治上有建树,在军事上也立有大功。史书记载:“(公瑜)迁安西副都护,君威雄素属,信义久孚,走月氏、降日逐,柳中罢柝(tuò)、葱右无尘。”称赞袁公瑜率军和敌人作战,把敌人赶到今天的克什米尔一带,平定了边疆,为大唐帝国立下了功勋。狄仁杰称袁的功劳和安定西域的郑吉、班超不相上下,也是基于袁的军功。而正史中的袁公瑜并非耿直、忠良的臣子,反而是陷害忠良的“白脸奸臣”,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并列为武则天的“四大金刚”。

《新唐书·奸臣传》称:“武后已立,义府与敬宗、德俭及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业相推毂,济其奸,诛弃骨鲠大臣,故后(武则天)得肆志攘取威柄,天子(唐高宗)敛衽矣。”指责袁公瑜、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朋比为奸,陷害李唐朝廷的忠臣,协助武则天独揽朝纲。据说,唐太宗的重要大臣、辅助唐高宗继位的托孤重臣长孙无忌,就是死在袁公瑜的手里。《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长孙无忌)流于岭外。敬宗寻与吏部尚书李义府遣大理丞袁公瑜就黔州重鞫无忌反状,公瑜逼令自缢而死,籍没其家。”《旧唐书》评价说:“无忌既有大功,而死非其罪,天下至今哀之。”由此可见,人是复杂的,都有多面性。

与袁公瑜相比,该志的作者狄仁杰更是了得,可谓名贯古今。出生于公元630年的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初唐、武周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大周宰相。他担任大理丞(司法官员)时,到任一年就判决了大量司法案件,涉及1.7万人,却没有一个人上诉申冤,可见其判案水平不同凡响。在朝堂上,狄仁杰能主持正义,敢于犯颜直谏,曾多次谏阻武则天的过分崇佛,被誉为“唐室砥柱”。在武承嗣与唐中宗李显争夺太子的政治斗争中,他仗义执言,确保了李显获胜,为李唐势力复辟埋下伏笔。此外,狄仁杰有知人之明,为朝廷推荐了大量栋梁之材。比如,姚崇、张柬之等大批忠贞廉洁、精明干练的名臣就是由其推荐的,以至于朝野称赞“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尤其是狄仁杰去世前大力举荐的张柬之,后来成为唐中宗复辟唐室的重臣,这更让狄仁杰备受李唐势力的推崇,竟被称为“再造唐室”的忠义之臣。

有意思的是,狄仁杰不仅受到中国人的推崇,而且在欧美各国也有众多“粉丝”。比如,荷兰汉学家高罗佩就是狄仁杰的崇拜者。由其撰写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不仅在欧美世界掀起了一股“狄仁杰热”,而且至今仍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生的必读物。

狄仁杰不但是杰出的政治家,从《袁公瑜墓志铭》拓片上看,其书法造诣也很高。既有“虞书”的圆腴俊朗,又有“欧书”的严谨劲峭。观其结体气势,运笔稳健,转折轻缓,点画劲健丰腴,刚柔结合,骨力深藏,超凡脱俗,可谓别具一格。

自古以来,大凡性情刚直的人,其人生道路都是少有平坦的。志文中的“君素多鲠直,忠而获谤”“权臣舞法,阴风有司”,指的就是袁公瑜为人耿直,后来遭人陷害,被贬官外放。无独有偶,狄仁杰官居宰相期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地位异常显赫。武承嗣急于成为太子,认为狄仁杰是其最大的障碍,于是勾结来俊臣,诬告狄仁杰谋反,将狄抓进大牢,致使其险些丧生。从狄仁杰在袁公瑜墓志里颇多感慨中,不难看出,在为别人撰写墓志的同时,狄仁杰也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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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内,刻于唐贞观十五年(641)的《伊阙佛龛碑》,由于书丹者为谏议大夫褚遂良,亦称“褚遂良碑”。该碑通高约5.00米,宽1.90米。字32行,满行51字,计1600余字。

其实,该碑书丹者褚遂良,作为一个书法家,是成绩卓然的!可作为一个职业政治家,虽极有个性,然命运却是极为悲惨的!可作为唐朝阳翟人的他,其出身就不同凡响。其父褚亮曾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均为好友。褚亮仕隋时为东宫学士,因与杨玄感有旧,一度被贬为西海郡司户。待到薛举在兰州称帝后,褚亮才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作为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后来薛举的儿子薛仁杲降唐,作为薛仁杲部下的褚遂良亦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自此,褚遂良便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唐廷职业政治家的生涯。

起初,褚遂良只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掌管军务的铠曹参军。唐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设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再犯错。我从没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责就是这样,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褚遂良的忠贞和耿直,由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由此争相进献,以求封赏。由于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最为熟悉,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其书法的真伪,于是褚遂良便担负起鉴别重任。褚遂良也因此被升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唐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有直接黜涉官吏之权。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直到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后,褚遂良才被再次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其时,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坚决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使褚遂良退却了。他虽没能坚持到底,不得不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则证实褚遂良是极有远见的。

唐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李治即皇帝位,是为高宗。李治即位后,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其为河南郡公。但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又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直到三年后,高宗才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加光禄大夫,兼为太子宾客,同时监修国史。公元653年,褚遂良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便是褚遂良政治生涯中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当褚遂良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去面对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即后来的则天皇帝)时,他们最终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暮年太宗的喜爱,似乎更赢得了年轻的太子的心。公元654年左右,太宗死后,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公元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武昭仪与李治为一方,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为一方,双方针锋相对,一时相持不下。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记载,高宗曾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的一通有关“皇后无过,而武曌品行有亏,不宜废立”的议论,不仅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且彻底得罪了后者。据说当时坐在皇帝身后的武氏,就恶狠狠地说:何不将其处死!在关键时刻,善于迎合圣意的李勣却说了一句“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的话。这样一来,唐王朝的命运由此而改变的同时,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公元655年十月,随着武则天的被册封,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了朝廷,来到潭州任都督。殊不知,褚遂良的厄运刚刚开始。褚遂良先是于第三年春被调到离京师极遥远的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指使许敬宗、李义府,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远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于是,晚年的褚遂良不得不又一次被贬——这一次则被贬到的越南河内(当时隶属唐朝安南都护府)。褚遂良在绝望之中,也曾给高宗写过信,向皇上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曾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公元659年,褚遂良在流放地孤寂地死去,时年六十三岁。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褚遂良死后,武则天对其迫害并没终止。不仅把他的官爵削掉,而且把其子孙也流放到了蛮荒之地。直到唐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才得到平反。唐天宝六载(747),作为功臣,褚遂良才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唐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拥有同样的功勋。

由于唐太宗时褚遂良曾被封河南郡公,故世称其为“褚河南”。传世墨迹有《倪宽赞》《阴符经》等,碑刻则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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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懂点中国文学及历史的人,可以说没有不知道曹植的。作为魏武帝曹操之子,魏文帝曹丕之弟,曹植之所以能扬名百代,主要还是因其文学成就。可以不夸张地说,仅《铜雀台赋》《洛神赋》《赠白马王彪》等传世名篇,就足以使其光耀千古了。以至于南朝宋文学家谢灵运,对其有“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的赞誉。“才高八斗”的成语也由此而来。但就一般人而言,知道曹植的大名,大概则是因其著名的《七步诗》了。因这首诗,曹植的悲剧形象千年不变地定格在人们心中。

据史料记载:曹植出生于公元192年,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才思敏捷。成年后,更得其父厚爱。据《三国志¡魏书十九》载:“陈思王植字子建。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十余岁的孩子下笔成章,居然可以使曹操以为是请人代笔之作,可见其见识已远不是孩童般的水准。传说有一次曹操宴请众人时不无自夸地说,假设天下才学为一石,子建独占八斗,我和子恒(曹丕)占一斗,剩下一斗就让天下英雄去分吧!

曹操不仅爱他长于文学,而且认为其“最可定大事”,曾意欲立曹植为太子。但曹植的文人习性,最后葬送了自己的“太子梦”。史称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从而失宠。公元220年,曹丕继位后,出于对曹植的疑忌,严密监视其六年。公元227年,曹丕之子曹睿继位,曹植更被猜忌。不仅爵位被贬,而且远离京师,频繁改换封地。太和六年(232),作为东汉末年建安时期文坛上的杰出诗人、才高八斗、七步成章、词采华茂的曹植病逝。曹植死后,谥号“思”,故后人称其“陈思王”,其墓称为“思陵冢”。

至于曹植墓在何处?历代都有争议。已知的除了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还有河南淮阳曹植墓和河南许通曹植墓。河南通许县城东的长智镇,有前、中、后三个七步村。而通许曹植墓就在其中的后七步村。通许曹植墓实景

如上所述,曹植虽有盖世文才,却跌入了权利的漩涡,使其后半生屡遭贬黜。有记载的就有“六迁封地、两度雍丘”。雍丘就是今天的杞县,过去叫杞国。杞县与通许相邻,通许三个七步村紧挨着杞县。历史上通许建制晚,而杞县建制早,七步村在归通许之前曾归过杞县。当年曹植的封地主要是在杞县,所以杞县人有时也把曹植视作自己的骄傲。

曹植是曹丕在位的黄初四年(223),被封为雍丘王的。离此前被封鄄城王,才不过一年。太和元年(227),曹睿接班,不知出于啥动机,竟又把曹植改封到了浚仪(今开封)。一年后,又把曹植打发回了雍丘。之后又迁东阿(今山东东阿),再迁陈地(今淮阳)。至于曹丕父子何以如此神经质地折磨曹植,说来话就长了。

曹丕、曹植同为曹操与卞夫人所生,幼时兄弟俩都很聪明。曹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24岁就当上五官中郎将、副丞相。33岁逼刘协禅位,自己做了六年魏帝。这期间,三次征吴均无功而返,后一病不起,只活了40岁。而曹植“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亦为曹操所宠爱,弱冠之年就被封为平原侯,后改封临淄侯,有几次差点就立为太子了。但他过于“任性而行,饮酒不节”(他的这个“毛病”,到唐朝时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以至于李白的《将进酒》,就有“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相比之下,曹丕就很懂得“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即善于使用各种手段侍奉父王。加上曹操担心重蹈袁绍“废长立幼招祸”的覆辙,心存忧虑而多次反复;曹植又在关键时犯了大错——擅自乘车于驰道,擅自开司马门出宫,严重“僭越”,从而让曹操大怒,于是“植宠日衰”。

尽管如此,曹操还是给过曹植机会的。比如赤壁之战后,驻守襄阳的曹仁被关羽围困时,曹操欲任命曹植为中郞将,带兵前去救援。可曹植临行前喝酒喝得连马都上不了,只得作罢。这便让彻底失望的曹操,也就不再为儿女情长所碍,并开始帮曹丕剪除曹植的羽翼。先以“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之罪,杀了其谋士杨修;又以“辞色不逊”之罪,杀其岳丈崔琰;再以“衣绣违制”之罪,杀其妻子崔氏。即使是后来曹丕称帝、曹睿接班,对曹植的防范和限制仍无放松,都是把他当作危险人物来对待的。曹植后半生长达十几年的“苦难历程”,以及他所经历的被诬告、被贬爵、被多次改换封地,名为藩王、实则流徒的遭遇,便是印证。

说到曹植的晚年遭际,就不能不提那首著名的“七步诗”。据说,三国魏黄初六年(225)十二月,曹丕“过雍丘,幸植宫”。这一次他大概是想找个借口对曹植下手的。但曹植没犯啥大罪——尽管有人告他“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包括这次曹丕来,他也没有出来迎驾。当人们在附近村子的豆腐坊里找到他时,发现他正在那儿喝酒作诗呢。可就这点儿事也不足以置其死地。既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招兵买马、阴谋反叛的动机,杀之恐怕众人不服,于是曹丕想出了“七步成诗”的阴招,诗不成则杀之。据说,曹植领题后,见坊中老汉正用一把把豆秆烧火,以期煮开锅里的豆浆。曹植睹景伤情,于院中七步之内吟出一首千古绝唱:“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成,众皆愕然。就连曹丕本人也面有愧色,曹植由是算是躲过了一劫。但他最终还是郁郁不乐,思重成疾,于41岁时便如流星划过天空,只比曹丕多活了一岁。

据史料记载,通许曹植墓是在后七步村一个菜园子里发现的,时在明成化六年(1470)。明嘉靖《通许县志》有记:“成化庚寅夏,波涛鼓激。北之岗潴焉。涉冬,水复道,所向潴者,其穴悠然,石门扃不可发。而壁皆丹垩。当臬竖一石,主题曰:魏曹植之墓。”明成化十五年(1479),副都御使娄良告老还乡,听说了曹植墓的情况,便多方协调,重修了墓祠。到明万历八年(1580)初,监察御史苏民望巡视河南时,见曹植墓“仅存坯土,人畜踏践,过者悯伤”,便给县里打了个招呼。到了这年三月,时任通许县令的王乔吴,便操持着“建堂四楹,复宇重门,广隘有度,周垣栽植柏槐榆柳以为荫翼”。但规模上,却要比百年前的重修小多了。后来黄河几次泛滥,祠堂等建筑自然难逃水厄。直到1998年,河南省文物局才拨出专款,对曹植墓进行修缮,才建成了现在的模样。并将其列入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1977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山东东阿鱼山墓的发掘,正式确定了曹植墓的真正方位。虽说《河南通志》有“曹植墓在陈州南三里,魏封陈思王”的记载,但通许曹植墓和淮阳曹植墓一样,都是衣冠冢,则成定论。

其实,早在1951年6月,原平原省文物部门就对山东东阿鱼山曹植墓进行过发掘,共出土陶、铜、玉、石器等文物132件(这些文物大多比较粗陋,稍精的仅有玛瑙坠珠和3件玉璜。同时还出土有28块遗骨。出土的文物和遗骨,都送往当时的省会新乡保存。其后平原省撤销,东阿划归山东,文物辗转交还山东省博物馆时,遗骨却下落不明)。但这次发掘,并没有给曹植墓下个定论。直到了1977年,考古工作者在该墓室的墓壁上,发现一刻铭砖时,事情才有了转机。该砖三面刻字,其上曰:“太和七年三月一日壬戌朔十五日丙午兖州刺史侯昶遣士朱周等二百人作毕陈王陵各赐休二百日别督郎中王纳主者司徒从掾位张顺”。而太和七年(234),正和当年曹植去世,建墓鱼山的记载相吻合。因此,真正的曹植墓当在东阿鱼山的结论,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至于曹丕、曹睿父子二人,对曹植的态度,魏书的记载还是相对客观的。比如魏书上说,曹丕即位后并没有以《七步诗》为由欲杀曹植,只是杀了他的手下,让其出京到封地(何时封王不详)。即使出京,也并非针对其一人,而是所有诸侯一律都得就国。但三国魏黄初二年(),曹植竟借着酒劲,把监国使者给劫持了。即便如此,魏文帝曹丕也只是把他“贬爵安乡侯。其年改封鄄城侯三年,立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表献诗二篇。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六年,帝东征,还过雍丘,幸植宫,增户五百。”可见,对其还是相当不错的。待魏明帝曹睿即位后,“太和元年,徙封浚仪。二年,复还雍丘;三年,徙封东阿;六年二月,以陈四县封植为陈王,邑三千五百户。”这表明曹睿反而不如其老爹宽厚,不仅把曹植的封地换来换去,还减少其随从,对曹植的报效之心,更是置之不理。因此,曹植在徙封陈王后不久,就郁郁而终。并根据其生前愿望,葬于东阿鱼山。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东阿鱼山曹植墓自1981年以来,曾多次被维修。1992年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11月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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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作为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石刻遗存极其丰富。除却遍布全省的石刻造像艺术外,丰富多彩的汉画像石及诸体皆备的碑志经石,更是灿若繁星。

由于河南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佛教寺院在河南境内建筑热潮经久不衰。一方面使佛教造像特别是石刻造像遍布全省。另一方面,则遗存有规模宏大的造像和造像碑。以龙门石窟为例,该石窟不仅拥有大小窟龛2100多个,造像10万余尊,即如其造像题记和其它碑刻更多达3600余通,是我国著名的佛教艺术宝库。在上千品的北魏造像题记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龙门二十品》,即《始平公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魏灵藏造像记》、《高太妃造像记》、《侯太妃造像记》、《贺兰汗造像记》、《慈香造像记》、《元燮造像记》、《道匠造像记》、《尉迟造像记》、《高树造像记》、《元详造像记》、《郑长猷造像记》、《一弗造像记》、《惠感造像记》、《马振拜造像记》、《法生造像记》、《元祐造像记》、《解伯达造像记》。这些北魏造像记,书风雄强矫健,转折棱角分明,方笔露锋,和过去的书法相比,表现出了极强的变革精神,应是最成熟的北方书体,故被后世书家称为“魏碑体”。

汉画像石是指汉代建筑构件和棺椁上的浮雕或线刻画。汉画像石始于西汉中期,兴于东汉早期,衰落于东汉晚期。受当时社会风气影响,汉代上自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下至官僚豪强、富商大贾,生前无不奢靡夸富,死则竞相厚葬。他们除在墓冢前设置石人石兽外,墓室多用石条建成,并在壁面上雕饰图案及历史人物故事等。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多彩多姿的汉画像石。

河南汉画像石分布地域主要集中于豫西南的南阳市和周围诸县等地;豫东的永城、夏邑等地;豫北的浚县、内黄、林州等地;豫中的襄城、叶县、郏县、舞阳、登封、新密、禹州和许昌等地。这些地方多属汉代的南阳郡、颍川郡和梁国故地等。可以说,正是当年的繁华富庶,引来了王公贵族生前聚族而居,死后就地安息。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推南阳画像石。

据不完全统计,现由全省文物部门保存的画像石约2000余品,其中,约3\4都在在南阳地区。南阳画像石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无论是天上的星象神灵,山林的珍禽瑞兽,人间的众生百态,邈远的神话传说,史籍中的先贤圣哲,无不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向后人展现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大千世界。

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现存碑刻上万通。其中,现存延津文管所的汉《刘熊碑》、现存省博物院的汉《韩仁铭》碑、现存鄢陵的汉《尹宙碑》、现存临颖的《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与《受禅表》碑、现存偃师的《临辟雍碑》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汉晋碑刻精品。唐、宋之际,碑刻大盛,规制也更加蔚为壮观。如现存登封的《大周封祀坛碑》、现存少林寺的《大唐太宗文武圣皇帝龙潜教书碑》、《大唐天后特制诗书碑》、现存嵩阳书院门前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现存偃师的《升仙太子碑》及《二帝圣教序碑》等,都是唐碑中的杰出代表。而刻立于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现存安阳西门豹祠的《西门大夫庙记碑》及现存新乡市红旗区的《大观圣作之碑》,则是宋碑中的佼佼者。

墓志萌于汉末,兴于两晋,传至明清而不衰。墓志不仅记载有死者的生平事迹,而且多涉及到重要历史事件和当时的风土人情。说起墓志,就不得不提一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最早的禁碑运动发生在东汉末期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6年)。其时曹操大权在握,他发现经过多年战争,天下凋敝,遂以劳民伤财为由,下令人死后不得厚葬,更不能立碑。此后经曹魏至晋武帝时期亦然。晋武帝还特别诏告天下曰:“碑表私美,兴虚伪莫大于此,一禁断之。”由于魏晋两朝屡申立碑之禁,于是人们变立碑为埋铭,将竖立在墓前的碑刻稍作改易,随棺埋入墓中,这就是墓志的前身。目前河南现存墓志约有5000余方,数量上以洛阳地区为最。其中,仅新安县一地就收藏有上千方。

刻经作为用石刻保存经文的另一种形式,始于东汉。如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熹平石经》和刻于曹魏时期的《正始石经》就是其杰出代表。这些石经,一般都要用几十块碑石连续刻出,其工程量及艰辛程度,实为今人难以想象。再如北宋嘉佑六年(1061)刻成的儒学经本,因系篆、楷两种书体刻写,故又称“二体石经”。书写者为当时的名手赵克继、杨仲南、章友直等。该石经刻成后立于东京(今开封)太学内,后经历代战争变乱,黄河水淹,致使散失和破坏严重。现仅搜得残石六块,即《周易》三块、《尚书》、《礼记》、《孝经》各一块,分藏于河南省博物院、开封市博物馆等处。另外,现存于洛宁文化馆的《琅华馆帖刻石》、汝州文化馆的《汝帖刻石》、孟津王铎故里的《拟山园帖刻石》等,在传承中华书艺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地作用。

不过说起河南碑刻,有两个概念要弄清:其一是曾在河南境内存身过的碑刻;其二是河南境内现有的已知碑刻。

从古至今,河南境内先后究竟有过多少碑刻存身?随着时光的推移,世道的沧桑,恐怕已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道得明了。但河南境内现在还存有多少已出土碑刻?它们又主要集中在什么地方?搞清楚这些,对于今人而言,决非难事!据不完全统计,河南现存地面碑刻不下万通。在这上万通碑刻中,较有价值的当在2000通左右,比较著名的有500通左右。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在350通左右。

其实,对于名碑的评选标准,从来都是见仁见智的。比如同一通碑,一万个人也许会有一万个结论。但这并不等于名碑的评选标准就不存在。有这样三条原则,则为历代书法爱好者所公认。其一,该碑书艺超群,自成一派。其二,该碑撰文者、书丹者、镌刻者,甚至立碑者,在历史长河中拥有自己地一席之地。其三,该碑记录有或见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是不可多得的历史物证。基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意见地基础上,结合现存碑刻的确切存立处,得出了河南现存著名碑刻当在350通左右的结论。

河南现存碑刻分布区域极广,可以说遍布河南全境。当然,郑州、洛阳、开封、南阳、安阳、济源以及登封、偃师、辉县、卫辉、汤阴等地,无疑是河南现存名碑的集中处。

由于这些碑刻自诞生之日起,历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元明清,直至民国,可以说代有佳刻,千年不绝。从而被誉为“石刻史书”。

以现存于河南登封的《启母阙》为例,其本身就是启母庙的附属建筑;现存安阳的《鲁潜墓志》,直接记载有曹操墓的信息。再如《大唐龙潜教书碑》《桓臣范墓志》《平淮西碑》《赛因赤答忽墓志》等,和历史上的“秦王东征”“大唐复辟”“大唐中兴”“以明代元”等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一一照应。

再如河南孟津境内现存为数众多的碑刻中,有一通《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由于该碑涉及到“福王朱常洵的肉”最终是否是“被李自成的义军吃掉”?从而使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福王朱常洵,《明史》上是有传的。作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皇三子,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从而子因母贵。朱常洵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十分显赫。福王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二十日就藩洛阳,到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一日,被攻克洛阳的李自成造反军抓获处死,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由于本人自小娇生惯养,视财如命,加之心胸狭隘,从而使其形象极其负面.

朱常洵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而广大农民食不果腹,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义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朱由崧逃掉,朱常洵则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洛阳当时是河南的军事、政治中心,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处死福王,对明朝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说,崇祯皇帝闻讯后,下令将总兵王绍禹斩立决,将河南巡抚李仙风逮捕治罪。兵部尚书,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则获罪自杀。

李自成造反军处死福王后,福王尸体的去向由于史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从而就成了一个悬念。清朝历代统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为此大作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相沿成习,这个说法已传了四百年。

据《明福王朱常洵圹志》所载: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结合《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并没有“被吃掉”。尸体既然仍存,何来“福鹿宴”一说。可见所谓的“福鹿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杜撰,是对李自成义军的诬蔑。其意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由此可见,由于碑刻内涵博大精深,不仅涉及到改朝换代、军事战争、自然灾害、地理疆域、水文天象、物价行情、宗教派系,而且还包括人物传记、古文考辨、书法荟萃、文学作品等,故而对纂志征事、正经补史、考字习书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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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有个孟津,孟津境内现存有许多碑刻。在为数众多的碑刻中,有一通《明福王朱常洵圹志》,由于该碑涉及到“福王朱常洵的肉“最终是否是”被李自成的义军吃掉”?从而使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关于福王朱常洵,《明史》上是有传的。作为明代太祖皇帝洪武帝朱元璋的第十一世孙,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皇三子,明思宗崇祯帝朱由检之叔父,南明第二代皇帝福王朱由崧之父,福王朱常洵因其母郑贵妃得宠于神宗,从而子因母贵。据说,郑贵妃曾挖空心思想废掉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意图使朱常洵成为神宗万历皇帝的帝位继承人。经过多次政治较量,郑贵妃的阴谋都未得逞。但因子以母贵的原因,朱常洵封藩洛阳“享有大国,著声藩辅”,地位十分显赫。福王朱常洵自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三月二十日就藩洛阳,到明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一日,被攻克洛阳的李自成造反军抓获处死,封国洛阳达27年之久。由于本人自小娇生惯养,视财如命,加之心胸狭隘,从而使其形象极其负面.

其实,朱常洵被起义军处死是必然的。因为他平日恃仗是皇帝的至亲,到处兼并土地,“中州腴不足,取河南、湖广益之”。并整日沉湎于声色之中,“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广大农民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在李自成起义军压境之际,又誓死抵抗,当官兵和"贼军"里应外合,攻克洛阳后,福王藏匿在迎恩寺内。朱由崧逃掉,朱常洵则被搜出捉拿。第二天,在城西周公庙内,由李自成主持处死。同时处决的还有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河南知府亢孟桧等。洛阳当时是河南的军事、政治中心,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处死福王,对明朝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据说,崇祯皇帝闻讯后,下令将总兵王绍禹斩立决,将河南巡抚李仙风逮捕治罪。兵部尚书,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的总指挥杨嗣昌则获罪自杀。

李自成造反军处死福王后,福王尸体的去向由于史书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从而就成了一个悬念。清朝历代统治者站在自己立场上,为此大作文章。说洛阳城被李自成义军攻克后,“福王及世子由崧缒城去,王以体肥,不能远走,贼得而杀之,称其肉重三百六十余斤,脔分股割,与鹿肉同烹,群贼胪食,名曰:‘福鹿宴’”。相沿成习,这个说法已传了四百年。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于1924年出土于河南孟津县麻屯乡庙槐村南约500米处的《明福王朱常洵圹志》,高、广各79厘米,厚10厘米,楷书,21行,满行25字。四边线刻飞龙纹,撰文者为福王朱常洵之子朱由崧,盖为盝顶,篆书“大明福忠王圹志”。

据圹志所载:祭葬从优,一切丧礼视诸藩倍;大明崇祯十六年正月初八日,葬邙山之原。结合《明史》本传载:福王被杀后,“两承奉伏尸哭,贼摔之去。承奉呼曰:‘王死某不愿生,乞一棺收王骨,粉无所恨’。贼义而许之。桐棺一寸,载以断车。”志史对照,说明福王被义军杀害后,尸体仍存,并没有“被吃掉”。尸体既然仍存,何来“福鹿宴”一说。由此可见所谓的“福鹿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杜撰,是对李自成义军的诬蔑。其意在于转移人们的视线,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需要补充的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思宗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卢九德拥立为皇帝,定年号弘光”。国号史称“南明”,朱常洵被追谥为贞纯肃哲圣敬仁毅为恭皇帝,陵曰熙陵。不久张元以恭字为逊帝之谥,议改为共皇帝,但最终改称贞纯肃哲圣敬仁懿孝皇帝。后来永历帝追封庙号恭宗,谥号慕天敷道贞纯肃哲修文显武圣敬仁毅孝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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