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23日】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一版）的最后一卷是294卷。

《资治通鉴》所写的最后一年是959年。为什么不能够凑一个整数，写到960年呢？当然，那个时候中国不是公历纪年，司马光还不知道会有什么960年呢。但是，司马光也不能再写了，因为接下来的一年，即公元960年就是大宋王朝“陈桥兵变”的开国之年了。司马光摸摸脖子也能够知道，那已经不是他可以随便议论的年代了。

《资治通鉴》所写的最后一个故事仅仅用了72个字，这是一个丧失诚信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打破“潜规则”的故事。

原文是这样的——契丹主遣其舅使于唐，泰州团练使荆罕儒募客使杀之。唐人夜宴契丹使者于清风驿，酒酣，起更衣，久不返，视之，失其首矣。自是契丹与唐绝。罕儒，冀州人也。

看来契丹主是真诚有意要与邻国的唐和好的，所以才会派遣他的舅舅作为使节出使到后唐。如果没有这种诚意，或者说诚意不足的话，契丹王大可不必派遣他的亲属乃至于长辈作为外交使节出访的，只要派一个大臣就可以了。

泰州团练使荆罕儒为什么要杀契丹王的舅舅呢？原因《资治通鉴》里面没有写。是因为一种“爱国情怀”吗？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只要有这种“大义”，就不必讲究什么“诚信”道德了，也不必遵守什么“自古不杀使者”的“潜规则”了。

“夜宴”、“酒酣”、“更衣”，都很有意思，都可以去尽情回味、想象。“夜宴”，很有气氛；“酒酣”，很有场面；“更衣”，后面要有节目了，而且是“久不返”，最后的结果却是脑袋搬家。

契丹为此和唐“绝”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契丹政府外交部奉命发表声明，自即日起决定和后唐国政府“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好在这个时候的后“唐”已不是那个曾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赫赫有声望的、那个出过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大唐”了。此“唐”非彼“唐”啊！

故事的最后一句话强调荆罕儒是“冀州人”，为什么？是想说“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吗？还是给荆罕儒的“火爆”脾气做一个解释性的说明？还是说这个地方武装的头目——“团练使”是一个“民族英雄”？还是让人去联想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刺客荆轲？那是国际恐怖主义者的先驱啊！

这样看来，《资治通鉴》写的最后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牵扯到两国之间外交的故事，或者叫“涉外故事”。

司马光以此作为《资治通鉴》的“收官故事”，是否有特别的用意呢？不知道，也难以揣摩。但是，能够知道的，就是北宋和南宋这个一家人被拦腰斩断的两个王朝都是亡于“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