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风

赶在孙伟铭案二审判决出来之前写下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已经不愿对这个判决结果作什么猜测了，只是为了证明我的想法不是来自将要宣布的二审判决结果。

也许是天意吧，杭州的胡斌案和成都的孙伟铭案，二起驾车肇事致人死亡案件，发生在二个经济实力悬殊的家庭，判决结果也几乎是刑法的起点和终极（按孙伟铭案一审判决）。这样的表象，引起的舆论热议注定远远超过案件的本身，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媒体的渲染，网民的评论，谁都能看出一种附带的情绪宣泄，早已不是正常意义上的就事论事。

胡斌案可以说是尘埃落定，只是还在作为孙伟铭的比照和陪衬，在此不说这种比照的法律依据，仅仅是令我感到人们对执法公正的要求明显受情绪的支配（本博曾发表过《思考是情绪的“缰绳”》一文），所以在此不作赘述。

今天要说的是从孙伟铭案一审判决和二审等待判决的时候，媒体和舆论出现了不同观点，当然，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二个方面。问题在于媒体对孙伟铭案的有关报道和导致的相关舆论让人费解，许多报道的笔调和口气把人们的同情心引向了孙伟铭和他的亲属。类似“父爱的伟大”、“无名捐款”、“免费治疗”还包括“孙伟铭父亲脚上的老茧”等等。我不禁要问：有关报道是在宣传一个罪犯的父亲还是英雄的父亲？在目前见义勇为的英雄还在“流血又流泪”的今天，大肆宣传这些的目的何在？是为了说明社会的和谐还是人性的善良？我并不歧视罪犯家属，社会对有难家庭伸出援助之手也是应该的。但是，在当前这种捐助行为和资源还相当匮乏的现实下，许多遇难的家庭和个人还在无法得到有效帮助的困境中，一个罪犯和他的家庭能得到如此的同情、关心和资助（尽管这种行为没错），那么我们的舆论导向想说明什么？难道其他因没钱治疗而无望等待的老人，是因为他们的子女在默默地挣治病的钱而没有开车去撞人因而不能引起关注？许多得不到社会关心和好心人捐助的家庭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因杀了四条无辜生命而出名的儿子？同样的一份同情心，为什么就不能给无辜痛失亲人的家庭，同样一份捐款为什么不去给受害者的家庭，而迫使他们因为等钱治病而签下那份令人心酸的“谅解书”？

请收起这份高调的离谱的同情心吧！就让那些“好人好事”悄悄地进行吧，不要让那些默默无闻的挣扎在绝望边缘的家庭心生羡慕吧，更不要让我们的法律因此动了恻隐之心！在经常看到拥挤的通道里被让人踩了一脚都骂骂咧咧的现实状态下，不能因为不关自己的痛痒就随口附和，只要假设一下被撞死的是自己的亲人，就不难体会受难者家属现在的心情了，也就应该知道痛恨谁和同情谁了！

再说，对孙伟铭和他的家属真的有那么多同情的理由吗？第一，惨剧是怎么发生的，其中到底存在多少偶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无证、醉驾、超速、越禁区、逃逸，哪一条是不可避免的？哪一条不存在造成事故的可能？这些违法违章的行为同时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造成严重后果的概率有多大？否则这些禁令就是无的放矢；第二，某些舆论拿孙伟铭平时的“良好表现”来说事，这更是无稽之谈了，一个连驾车必须经过培训获得驾照的最普通的法规都置若罔闻的人，试想他的法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已经丧失到了什么程度！有舆论津津乐道孙伟铭在法庭上的忏悔言辞，请不要忘了，这是面对死亡的忏悔，不要说面对死亡，历史上有多少所谓的好汉在面对老虎凳和辣椒水的时候都会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的求生行为也值得一提？第三，孙伟铭家属为对受害者的经济补偿所做的种种努力，某些舆论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渲染的催人泪下，有些舆论评价为“父爱的伟大”。不错，确实是父爱，因为孙伟铭父亲所做的一切是出于对自己儿子的爱，这种发自亲情的行为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要说车祸，哪怕是一个因杀人放火被判死刑的人，他的家属也不会拍手称快或无动于衷的。如果这种亲情支配下的行为称作“伟大”，那么首先应该取消“包庇罪”“窝藏罪”，因为这些犯罪的出发点一定也包含着亲情、爱情和友情；第四，孙父为补偿款付出的努力，是在他儿子被一审判处死刑后，也就是说他的努力是想救他儿子的命，假如他的儿子只判三年，能想象是什么样一种结果吗？

说实话，我也很同情孙家，毕竟是一个家庭的灾难，而且孙伟铭也不是十恶不赦的歹徒。对孙伟铭的量刑，我不会坚持非杀不可的观点，重刑和死刑在我心里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问题是：既然一审判处他死刑，并无定性和量刑上的不当，二审如果改判（当然改判也是正常的法律程序）就可能引起人们对刑法意义的再次解读，因为舆论已经形成了某种改判的理由（这些理由我上述都分析过了），我担心因此会不会造成公众对执法程序中构成要件的误解——因为舆论已经形成“花钱买命”的倾向。所以这个案子的意义将影响今后类似性质案件的审判——因为钱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份量。

我之所以说这些，与期望最终的判决无关。我只是希望媒体和所引发的舆论不能再本末倒置了，我们何不多关心一下四个死难者的家属，他们现在过的怎么样？他们才是最无辜的，最值得同情的。

相关博文链接：思考是情绪的“缰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