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收受贿赂51万元的重庆开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徐长春为自己辩护，称收了51万，但没为行贿人办事，因此不属于受贿。并请法院考虑到案情的特殊性还有他任职期间所作的贡献，从轻判决。法院没有当庭宣判。（《重庆商报》11月4日报道）

大凡贪官落马，或锒铛入狱之后，多会忏悔告饶。遥想当年之煌煌，如今之兮兮，不免会生出不少感慨。无论是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的写书忏悔还是文强的嘴硬后的哭诉，都让人唏嘘。法律的威严之下，触犯者应当匍匐在其脚下，听候发落。

但这些贪腐之人真的就成了法律要求范围内的“规矩人”么？恐怕还是不见得，他们都曾身居高位，甚至执掌法器，又怎会不懂触犯法律的后果而行贪痈之举呢。贪官落马后，往往大谈特谈自己的从前的做过的好事和东窗事发之后的悔意，落差之中赚得世人同情。前倨而后恭，则是在失去权位后，只是人在屋檐下，希望逃避责罚的选择。

似乎这位常务前副县长还是有些另类，法庭上直呈自己“收钱并没办事”，并要求法庭考虑他的政绩，从轻判罚。且不说他究竟有何政绩，作为公务员，为民谋利是职责所在，更何况他工作时拿了纳税人付给的工资。拿已经支付了报酬的“政绩”，来消减触犯刑律的贪腐，这个算盘打得精明异常。可见，这位徐副县长本质上还是认为权力是自身私有的，纵然不再手握权柄，但还是可以为自己消灾解难。

无论是文强等人的哭诉，还是这位副县长的直率，其实都是权力叙事的一种表现。他们都叫卖自己的忏悔和可怜境地，营销着往日权力的余温，混淆人们的视听，为自己争取生存的空间。之所以他们不知脸红地争辩，还在于市场的存在，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法律的权威在于其公平公正，让每个人都平等地站在她的面前。所以，贪官的政绩或者悲情，都不能干预法律裁量的独立。培根有个“污染水源”理论，他认为不公正判决比多次不公正的其他举动为祸更甚，因为一般的行为不过是弄脏水流，而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则八水源都弄坏了。如果贪官们通过营销自己的影响力，导致判决不公正，那将使整个社会受损，让生活在其中的人感到愤怒和羞辱。

好汉不提当年勇，但久经宦海的贪腐分子懂得赤裸裸地营销自己的往日权力的余温，换取苟活的条件。但司法者要明白的是，贪腐分子的“政绩”同罪行并不是“过家家”的关系，从而可以量化置换。不然，司法者就会成为“污染水源”，造成社会不公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