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子，是从《诗经》里缓缓行来的，在“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遥望里，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回眸中，也在“于嗟鸠兮，无食桑葚”的怨叹间。在女性走向成熟的生命里，沐浴着人情的阳光雨露， 也经受着社会的冰雪风霜，而她们的温柔多情、勤劳贤惠、克制忍让，犹如厚重的地母情怀，承载着人类的繁衍生息。

《诗经》里女性的声音，是来自于民间生活、来源于现实感受的心灵歌唱。以《卫风·氓》里的弃妇为例：她自由恋爱，陷入过“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一往情深；她辛苦持家，品尝过“三岁为妇，靡室劳矣”的酸甜苦辣；她痛苦不堪，遭受了“士也罔极，二三其德”的负心；她无处诉苦，隐忍着“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羞辱。在她年老色衰的时候，男子已经忘记了当初“信誓旦旦”的柔情，等待她的不过是被打骂的日子和被遗弃的惨淡收梢。而这个温柔敦厚的女子，没有任何过激的报复行为，只是说一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就干脆利落地结束了一切，乘车渡过淇水，挥别了曾经付出过青春与心血的“家”。然而，当她走出家门，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女性的悲剧，与作为弱者的被奴役状态是划等号的。奴隶社会以至封建社会的男子，一以贯之地掌握着经济权与话语权，女性只能处于社会的边缘地位。她们的一生，不过是从父权的奴隶转为夫权的奴隶，家庭是她们唯一的依靠，一旦关系破裂，就会遭到社会的遗弃，生活更是悲惨。千百年来，大多数的女性是没有言说权力的，她们对自己的境遇无从辩解，只是历史中沉默的“她”——一个被社会轻贱的群体。对既成习俗抗争得越激烈的女性，其悲剧色彩往往也越浓厚。

在现代文学史上，萧红就是以这样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出场的。萧红在两性关系中的隐忍与决绝心态，与《卫风·氓》中的女子何其相似！她在缺乏尊严、自由与爱的境况下，选择了一次次主动离开男子主宰着的“家”。不一样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与无数知识分子“娜拉”出走的现状，赋予了萧红强大的战斗能量。在理想主义的感召下，萧红逃出了养育她二十载的封建家庭，去寻求独立自由的人生；在无依无靠的流浪中，又不得不回过头来寻求男性的庇护，在悲欣交集的爱情关系中屡败屡试、不屈不挠。然而在苦难煎熬中，接受了现代思想启蒙的萧红不再沉默，而是提起手中的笔，展现了弱者匍匐在强权脚下的艰难，揭开了女性隐藏在家门后的面纱。这样一个背离了约定俗成的父权与夫权的女性，她对于弱者和女性的书写，继承了断裂已久的《诗经》传统，是从痛苦的生命体验中喷薄而出的民间真实声音。

萧红一生所经历的苦难，是耶稣式的受难。她柔弱的生命，几乎负荷了历史、时代、儿童、女性和脆弱躯体所可能承受的所有痛苦。在心理学意义上，萧红的诗意写作，呈现了儿童时期爱的匮乏与憧憬；萧红的叛逆道路，显现着父爱缺位导致的迷茫与冲突；萧红的追求历程，交织着女儿心的脆弱与母性的坚韧。她总是这样百折不挠，在几乎被世界遗忘的时刻，迸发出强烈的求生欲望与灿烂的生命光芒，直到有一天，在身体遭受疾病折磨的狼狈关头，战乱时期的缺医少药彻底把她摧垮。

萧红在创作上的独立与自由姿态，使她主动疏离了时代主流的声音，拒绝了形式主义的抗战口号，而以大地般博大的生命情怀，赋予了作品复杂而深刻的思想内涵，积淀了历史与社会、民俗与心理各个层面上的厚重价值。在历史意义上，萧红的流离生涯，有动荡时局对个体生命尊严的摧残；在社会意义上，萧红的情爱苦闷，有传统男权高高在上的弊端；在民俗意义上，萧红所展示的东北城乡图景，烙印了传统与时代的痕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思想变革背景下，萧红作为一个既背负着传统因袭、又勇于冲破世俗苑囿的时代女性，无疑具有女性主义研究的典型意义。

中国人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和标签，西方神话注重的则是个人意志的自由和实现。萧红犹如西西弗斯，尽管人生是一场徒劳无功的搏斗，也日复一日坚定地推着巨石上山，去领略太阳般璀璨的理想光辉，感受负重攀登的喜悦。人生到头无非一场空，何必以成败论英雄呢？生命本是一个有限的旅程，远方总有向往的风景，重要的是，即使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头破血流，萧红也从来不回头。她守护着那一星微弱的理想火焰，拖着病弱的身躯，一直朝彼岸的乐土前进。在为自由而努力的过程中，她没有忘记过重建生命的意义，也没有懈怠过创造的本能。

悲剧英雄，无论如何，她的精神是不死的，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也应是不悔的吧。从《诗经》的吟唱到萧红的创作，一条跨越了几千年的女性心路，在美丽而残酷的中国土地上延续、伸展。萧红在小说《亚丽》中写道：“为了要追求生活的力量，为了精神的美丽与安宁，为了所有的我的可怜的人们，我得张开我的翅膀……”萧红飞过了，又如流星般坠落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她的人生，留下了怎样的时代迷局；她的作品，又散发着怎样的灵魂魅力？一切都留给我们慢慢揣摩、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