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张爱玲与超人傅雷

潇湘蓝

四十年代，张爱玲横空出世，来势汹汹。文坛如有震动，原本安然的秩序一阵骚动。傅雷有点着急了。他说：“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也许是过于意外怔住了。舆论还得大众去培植，文艺的成长，急需社会的批评，而非谨虑的或冷淡的缄默。”这就拉开了和张爱玲的笔墨官司。 “急需”两字颤动着傅雷的小心脏。

因为迫切，傅雷只好“是非好恶，不妨直说。说错了看错了，自有人指正，无所谓尊严问题。”但他还是小心地用了“迅雨”这个临时笔名。连取名都是一场急雨。

傅雷的一个观点是“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那个时候张爱玲的小说没有被发掘出来，他不知道张爱玲13岁写了《不幸的她》，17岁写了《牛》和《霸王别姬》。不说小说逻辑和结构。单单从文字的挥洒上，张爱玲一出手就是熟极而流，浑然天成。其中《牛》写的是一位最底层的农民。“禄兴衔着旱烟管，叉着腰站在门口。雨才停，屋顶上的湿茅草亮晶晶地在滴水。地下，高高低低的黄泥潭子，汪着绿水。水心里疏疏几根狗尾草，随着水涡，轻轻摇着浅栗色的穗子。迎面吹来的风，仍然是冰凉地从鼻尖擦过，不过似乎比冬天多了一点青草香。”

她对完全不熟悉的农村生活那样精准而细微的描摹不输任何一位名家。仅仅是凭她一双天才的慧眼和超常的感受力。而非“长期艰苦的训练”。这就不是傅雷或者其他小说理论家用已有的经验可以来评价的。

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回应傅雷时，开场很简单地说了一个事实“我认为文艺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就把傅雷秉持的各种理论依据置于将信将疑而理智的境地。并且指出“理论并非是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非常犀利地点明了傅雷居高临下的自负。

傅雷的另一个观点是“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是情欲的舞台。”

张爱玲是这样回应的：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去斗争的。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以《倾城之恋》为例，傅雷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论“男人是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三十岁左右的青春——再另一次倒帐；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麻痹的神经偶尔抖动一下，居然探头瞥见了一角未来的历史。”

只有“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才能说明傅雷的悲剧理论。一定是宏大的战争背景下在枪林弹雨里血肉模糊悲壮慷慨的英雄形象。而不是硝烟弥漫之下还有无数求生惜命的普通人。

所以傅雷鄙视范柳原和流苏。

而张爱玲说“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张爱玲是实话实说。

两人的观点其实就是看和做的区别。张爱玲是观望和思考。她的凡人的眼，看到软弱，也看到大部分凡人的总量终将胜过英雄的一己之力。傅雷是超人，他喜欢振臂高呼，不惜用生命诠释人生的飞扬。

1966年，傅雷在上海江苏路的家中自杀。张爱玲没有成为他期待中的文艺女神，他却成了张爱玲笔下类似的传奇人物。

隔了六七十年看张爱玲和傅雷的笔墨官司，更加感慨。直到2013年，宋以朗爆料，《殷宝滟送花楼会》中的罗教授原型就是傅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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